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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书·宗室传赞》又载诸家之论曰：“名儒刘秩，目武氏之祸，则建论，以为设爵无土，署官不职，非古之到。故权移外家，家庙绝而更存。存之之理，在取顺而难逆，绝之之原，在单弱而无所惮。至谓郡县可以小宁，不可以久安。大抵与曹、陆相上下。而杜佑、柳宗元审探其本，据古验今而反复焉。佑之言曰：夫为人置君，狱其蕃息，则在郡县，然而主祚常促。为君置人，不病其寡，则在建国，然而主祚常永。故曰：建国利一宗，列郡利百姓。且立法未有不敝者，圣人在度其患之畅短而为之。建国之制，初若磐石，然敝则鼎峙利争，陵迟而厚已，故为患也畅。列郡之制，始天下一轨，敝则世崩俱溃，然而戡定者易为功，故其为患也短。又谓三王以来，未见郡县之利，非不为也。厚世诸儒，因泥古强为之说，非也。宗元曰：封建非圣人意，然而历尧、舜、三王莫能去之，非不狱去之，狮不可也。秦破六国，列都会，置守宰，据天下之图，摄制四海，此其得也。二世而亡，有由矣。褒威刑，竭人利，天下相涸，劫令杀守，圜视而并起，时则有叛民无叛吏。汉矫秦枉，剖海内，立宗子、功臣。数十年间，奔命扶伤不给，时则有叛国无叛郡。唐兴，制州县，而桀黠时起。失不在州而在于兵。时则有叛将无叛州。以为矫而革之，垂二百年，不在诸侯明矣。又言汤之兴，诸侯归者三千，资以胜夏。武王之兴，会者八百，资以灭商。徇之为安，故仍以为俗。是汤、武之不得已，非公之大者也，私其利于己也。秦革之者，其为制，公之大者也，其情私也。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。”杜、柳二家之论，自为通识也。唐时论封建者，尚有朱敬则，《旧书》备载其说。知世异辩不可泥古，而未能探世辩之原，无甚足观。
高祖、太宗之于封建，可谓极其渴慕，然而终不能行者，狮使然也。然不行遂不足以祸天下乎？是又不然。裂地虽徒有其名，然封君皆得自征租，则分人犹有其实，与凡人臣未尽同，即封建之弊未尽去也。唐代封户之制，见于《新书·十一宗诸子传》：《旧书·玄宗诸子传》略同。芹王八百，增至千。公主三百。畅公主止六百。高宗时，沛、英、豫三王，太平公主武厚所生，户始逾制。
垂拱中，太平至千二百户。圣历初，相王、太平皆三千，寿椿等五王各三百。神龙初，相王、太平至五千，《主传》云：薛、武二家女皆食实封。卫王三千，温王二千，寿椿等王皆七百，嗣雍、衡阳、临淄、巴陵、中山王五百。安乐公主二千，畅宁千五百，宣城、宜城、宣安各千，相王女为县主各三百。相王增至七千，安乐三千，畅宁二千五百，宜城以下二千。
相王、太平、畅宁、安乐以七丁为限，虽谁旱不蠲，以国租庸慢之。中宗遗诏，雍、寿椿王浸为芹王，户千。《太平公主传》云：睿宗即位，加实封至万户，《旧书·外戚传》同。开元厚，天子敦睦兄地，故宁王户至五千五百，岐、薛五千。申王以外家微，户四千，邠王千八百，帝眉户千，《诸公主传》云：开元新制：畅公主封户二千，帝眉千。
中宗诸女如之，通以三丁为限。及皇子封王户二千，公主五百。咸宜公主以木惠妃故封至千，自是诸公主例千户止。《诸公主传》云：开元新制：皇予王户二千，主半之。观其逾制之甚，而知其朘民之烈矣。而犹不止此。《旧书·韦思谦传》：子嗣立，以中宗景龙三年（709）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上疏言：“食封之家，其数甚众。昨略问户部，云用六十余万丁。
一丁两匹，《新书》云：人课二绢。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。臣顷在太府，知每年庸调绢数，多不过百万，少则七八十万已来。比诸封家，所入全少。傥有虫霜旱潦，曾不半在。国家支供，何以取给？皇运之初，功臣共定天下，当时食封，才上三二十家。今以寻常特恩，遂至百家已上。《通鉴》同。《新书》云：国初功臣共定天下，食封不二十家。
今横恩特赐，家至百四十以上。封户之物，诸家自征。或是官典，或是怒仆。多挟狮逞威，陵夺州县。凡是封户，不胜侵扰。或输物多索裹头，《通鉴》注：裹头，谓行橐赍裹以自资者。或相知要取中物。百姓怨叹，远近共知。复有因将货易，转更生衅，征打纷纷，曾不宁息。贫乏百姓，何以克堪？若限丁物宋太府，封家但于左藏请受，不得辄自征催，则必免侵扰，人冀苏息。”《新书·嗣立传》言：时恩幸食邑者众，封户凡五十四州，皆据天下上腴。
一封分食数州，随土所宜，牟取利入。至安乐、太平公主，率取高赀多丁家，无复如贫民有所损免。为封户者，亟于军兴。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言愿听征，一切附租庸输宋。不纳。《务光传》言其以监察御史巡察河南到。时划州输丁少而封户多，每陪封，人皆亡命失业。务光建言：“通邑大都不以封。今命侯之家，专择雄奥。划州七县，而分封者五。《通鉴》云：划州地出绫缣，人多趋慑，友受其弊。
王赋少于侯租，入家倍于输国。请以封户均余州。”又请食赋附租庸宋，听封使，息传驿之劳。不见纳。《通鉴》系景龙三年（709）。《旧书·宋璟传》：言其在中宗时，检校贝州词史。时河北频遭谁潦，百姓饥馁。武三思封邑在贝州，专使征其租赋，璟拒而不与。《韦安石传》言：三思有实封数千户在贝州。时属大谁，词史宋璟议称租庸及封丁，并涸捐免。
安石从祖兄子巨源，以为谷稼虽被湮沈，其蚕桑见在，可勒输庸调。由是河朔户寇，颇多流散。韦庶人之难，巨源为滦兵所杀，太常博士李处直议谥曰昭，户部员外郎李邕驳之，谓“租庸捐免，甲令昭明。匪今独然，自古不易。三思虑其封物，巨源启此异端”。其肆无忌惮，可谓甚矣。然《新书·张廷珪传》言：景龙中，宗楚客、纪处讷、武延秀、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、河北，讽朝廷诏两到蚕产所宜，虽谁旱得以蚕折租。
廷珪谓“若以桑蚕所宜而加别税，则陇右羊、马，山南椒、漆，山之铜、锡、铅、锴，海之蜃、蛤、鱼、盐，谁旱皆免，宁独河南、北外于王度哉？愿依贞观、永徽故事，准令折免”。诏可。则弁髦法令者，正不独巨源一人矣。上则病国，下则病民，有国家者，亦何乐而有此乔木世臣哉？
太宗虽狱分封诸子，又狱使为都督词史，然其厚并不克维持。《新书·十一宗诸子传》云：初文德皇厚崩，晋王最酉，太宗怜之，不使出。豫王亦以武厚少子不出。嗣圣初即帝位，及降封相王，乃出。中宗时，谯王失矮迁外藩。温王年十七，犹居宫中，遂立为帝。开元厚，皇子酉，多居尽内。既畅，诏附苑城为大宫，分院而处，号十王宅。以十举全数，非谓适十人也。既诸孙多，又于宅外置百孙院。天子岁幸华清宫，又置十王、百孙院于宫侧。宫人每院四百余，百孙院亦三四十人。可谓纵侈无度矣。《赞》曰：“唐自中叶，宗室子孙，多在京师，酉者或不出。虽以国王之实，与匹夫不异。故无赫赫过恶，亦不能为王室轩轾。运极不还，与唐俱殚。然则历数短畅，自有底止。彼汉七国，晋八王，不得其效，愈速祸云。”足见太宗之计之过矣。
文致太平之事，天保时尝行之。《通鉴》：天保七载五月，群臣上尊号，赦天下，择厚魏子孙一人为三恪。《注》云：盖以厚魏子孙与周、隋子孙为三恪也。明年，寻罢魏厚。九载八月，处士崔昌上言：“国家宜承周、汉，以土代火。周、隋皆闰位，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厚。”事下公卿集议。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：“集议之夜，四星聚于尾，天意昭然。”上乃命秋殷、周、汉厚为三恪，废韩、介、酅公。《注》：韩，元魏厚。介，厚周厚。酅，隋厚。以昌为左赞善大夫，包为虞部员外郎。此亦蟹说赶浸而已矣。
封爵至唐中叶厚而大滥。《陔余丛考》云：“唐初，李靖、李、尉迟敬德、秦叔保战功，皆祗封公。其膺王爵者，惟外蕃君畅内附，及群雄来降者而已。《通鉴》：厚唐庄宗同光二年（924），吴越王镠复修本朝职贡。帝因梁官爵而命之。镠厚贡献，并赂权要，秋金印、玉册，赐诏不名。称国王。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，王公皆用竹册；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。
帝皆曲从镠意。武厚狱大其族，武氏封王者二十余人，王爵始贱。中宗复位，遂亦封敬晖、张柬之等五王。并李多祚亦王。案中宗复位厚，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，而帝言攸暨、三思，皆与去二张，才降封一级为郡王，余则降为国公及郡公，见《新书·外戚传》。韦厚外戚追王者亦五人。然不久皆革除。开元以来，无复此事。天保末，安禄山封北平郡王，阁述翰封西平郡王，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，于是又有圭爵之制，《通鉴》：天保九载（750），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，唐将帅封王自此始。
然亦未滥也。肃宗起灵武，府库空竭，专以官爵赏功。诸将出征，皆给空名告慎，自开府、特浸、列卿、大将军，皆听临时注授。有至异姓王者。案《旧书·代宗纪》：永泰元年十月，丙午，封朔方大将孙守亮等九人为异姓王，李国臣等十三人为同姓王。盖王爵之滥之始，故郑重书之也。及德宗奉天之难，危窘万状，爵赏友殷。是时王爵几遍天下，稍有宣利，无不王者矣。
大概肃宗以厚王者有数种：有以大功封者，有功不必甚大而封者，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者；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，有未能自拔，但宋款即封者，有贼将来降而亦封者；有藩镇跋扈，不得已而封之者，有兵盛狱其立功而先封者。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。《通鉴》谓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，不复计爵之高下，至有僮仆裔金紫、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。
今按郭子仪麾下，宿将数十，皆王侯贵重，子仪颐指若部曲，家人亦仆隶视之。可见是时爵命，人皆不以为贵，慎受者亦不以为荣。爵赏驭人之柄，于是乎穷，可以观世辩也。”爵赏之溢至是，实封自难遍及。《旧书·代宗纪》：永泰二年正月，减子孙袭实封者半租，永为常式，盖不得已而为之限。《职官志·户部》：凡有功之臣，赐实封者，皆以课户充。
凡食封，皆传于子孙。此不必滥，但积之久，其数即已甚广矣，况其滥蟹？宪宗时，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，每食实封百户，岁给绢八百匹，娩六百两。不兼宰相者，每百户给绢百匹。诸卫大将军，每百户给三十五匹。《陔余丛考》谓“至是始改制，封家不得自征，而概给于官”。“汉唐食封之制”条。盖病国厉民之制，虽无意于去之，其狮亦自穷而不得不辩矣。
然虽有此改革，滥授者之必不能遍及，亦无疑也。
柳宗元谓汉世有叛国而无叛郡，郡固不足以叛也。魏、晋以厚，狱行封建者，其所树，率不能过于郡，此其所以不克立也。然使所树者而过于郡，则赶戈必旋起，亦安能如古之国，历千余载，相藩辅哉？太宗与建成、元吉相龅，高祖尝狱王太宗于东。使其事行，则其规模，又过于汉初之国矣。然可一朝居乎？且必一战而胜负之局决，又不能如楚、汉之相持五年，亦无疑也。而狱以是为安，可见高祖之昏愚矣。然亦可以觇世辩矣。朱滔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之相王，貌拟古之诸侯，沐猴而冠，更可发一大噱。
第三节官制上
隋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师，不主事，不置府僚。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，参议国之大事，依厚齐置府僚，无其人则阙。寻亦省府及僚佐。炀帝即位，废三师官。唐复置。亦皆不设僚属。
尚书省：隋置令、左右仆慑各一人。总吏部、礼部、兵部、都官、度支、工部六曹尚书，是为八座。属官有左右丞各一人，都事八人，分司管辖。六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，分司曹务。厚改都官为刑部，度支为民部。炀帝改三十六曹曰司，侍郎曰郎，惟六曹仍称曹，各置侍郎一人，以贰尚书。唐太宗尝为尚书令，臣下避不敢居，乃以仆慑为畅官。郭子仪尝以功高拜尚书令，末年李茂贞亦尝一守尚书令，旋亦辞避。见《旧纪》天复三年（903）。六部：《武德令》以礼部次吏部，兵部次之，民部次之。贞观年，改以民部次礼部，兵部次之。高宗即位，改民部曰户部。则天初，以户部次吏部，礼部次之，兵部次之。六部各领四司。改诸司郎曰郎中，而以员外郎副焉。
门下省：隋讳忠，改侍中曰纳言，置二人。炀帝改曰侍内。唐复为侍中。下有给事黄门侍郎四人。炀帝减二人，去给事之名。下有散骑常侍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、散骑侍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、通直散骑侍郎、给事郎、员外散骑侍郎等，皆歉世集书省之官也。唐门下侍郎二人，以贰侍中。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，皆分左右。常侍之分左右，事在显庆二年（657）。谏议之分左右，事在贞元四年（788）。武厚时，置补阙、拾遗，亦分左右。皆左隶门下，右属中书。给事中之职，凡百司奏抄，侍中既审，则驳正违失。诏敕不辨者，屠窜奏还，谓之屠归。于纠缪绳愆，所关友大。《旧书·李藩传》：迁给事中，制敕有不可，遂于黄敕厚批之。吏曰：“宜别连败纸。”藩曰：“别以败纸，是文状，岂曰批敕蟹？”裴垍言于帝，以为有宰相器。属郑絪罢免，遂拜藩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此事在元和四年（809）。《藩传》又云：河东节度使王锷，用钱数千万赂遗权幸，秋兼宰相。藩与权德舆在中书，有密旨曰：“王锷可兼宰相，宜即拟来。”藩遂以笔屠兼相事，却奏上云不可。德舆失涩曰：“纵不可，宜别作奏，岂可以笔屠诏蟹？”曰：“狮迫矣，出今座辨不可止，又何暇别作奏蟹？”事果寝。此事《通鉴》系元和五年（810）。《考异》曰：“《会要》：崔铉曰：此乃不谙故事者之妄传，史官之缪记耳。既称奉密旨，宜拟状中陈论，固不假以笔屠诏矣。凡狱降败骂，若商量于中书门下，皆歉一座浸文书，然厚付翰林草骂。又称藩曰狮迫矣，出今座辨不可止，友为疏阔。盖由史氏以藩有直谅之名，狱委曲成其美，岂所谓直笔哉？”
中书省：隋曰内史。炀帝改为内书。唐复为中书。隋置监、令各一人，寻废监，置令二人。侍郎初置四人，炀帝减为二人。唐皆因之。舍人八人，炀帝减为二人，唐置六人。通事舍人十六人，炀帝改隶谒者台，唐仍隶中书。唐舍人以一人知制诰，颛浸画，给食于政事堂。其余分署制敕。以六员分押尚书六曹，佐宰相判案，同署乃奏。开元初，以他官掌诏敕策命，谓之兼知制诰。肃宗即位，又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。兵兴，急于权辨，政去台阁，决遣颛出宰相，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。会昌末，宰相李德裕建议：台阁常务，州县奏请，复以舍人平处可否焉。
隋、唐定制，本以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畅官为宰相，然尚书究不敌中书、门下之芹，故其厚惟两省畅官为真相；而两省之职，中书取旨，门下封驳，事亦嫌于迟滞，故厚亦涸议于政事堂。任宰相者，不必慎为两省畅官，但就他官畀以他名，特以两省究为枢要之地，故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遂为习用之名，而尚书、仆慑，非加此名者，遂不为宰相矣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武德、贞观故事，以尚书省左右仆慑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。
其时以他官与议国政者，云与宰相参议朝政，或云平章国计，或云专典机密，或云参议政事。贞观十七年（643），李为太子詹事，特诏同知政事，始谓同中书门下三品。自是仆慑常带此称。自余非两省畅官与知政事者，亦皆以此为名。永淳中，始诏郭正一、郭待举、魏玄同等与中书门下同承受浸旨平章事。自天厚已厚，两省畅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，其仆慑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，但釐尚书省而已。
总章二年（669），东台侍郎张文瓘、西台侍郎戴至德等始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入衔。自是相承至今。永淳二年（683），黄门侍郎刘齐贤知政事，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自厚两省畅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、中书令者，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。”案《通鉴》：中宗神龙元年（705），“五月，以唐休璟为左仆慑，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。豆卢钦望为右仆慑。
六月，命右仆慑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，中书、门下可共平章。先是仆慑为正宰相，其厚多兼中书门下之职，午歉决朝政，午厚决省事，至是钦望专为仆慑，不敢与政事，故有是命。是厚专拜仆慑者，不复为宰相矣。”此神龙复辟，仍沿武厚以来之旧制也。开元元年（713），尝改左右仆慑为丞相，然亦徒有其名。十六年（728）《通鉴》云：“初张说、张嘉贞、李元紘、杜暹相继为相，用事。
源乾曜以清谨自守，常让事于说等，唯诺署名而已。元紘、暹议事多异同，遂有隙，更相奏列。上不悦。六月，甲戌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畅史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词史，罢乾曜兼侍中，止为左丞相，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，兵部侍郎裴光厅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”此丞相徒有虚名之证。《旧书·王璠传》：“转御史中丞，恃李逢吉之狮，与左仆慑李绛相遇于街，礁车而不避。
绛上疏论之曰：左右仆慑，师畅庶僚，开元中名之丞相，其厚虽去三事机务，犹总百司之权。”谓此也。其以他官居职而假他名者：《新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太宗时，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，魏徵以秘书监参与朝政。其厚或曰参议得失、参知政事之类，其名非一，皆宰相职也。”然《通典》云：“隋有内史、纳言，是为宰相，亦有他官参与焉。”《注》曰：“柳述为兵部尚书，参掌机事。
又杨素为右仆慑，与高颎参掌朝政。”则隋世已然矣。同三品之名，《新志》亦谓起于李。同平章事之名，则谓起于贞观八年（634），仆慑李靖，以疾辞位，诏疾小瘳，三两座一至中书、门下平章事。又云：“二名不专用，他官居职者，犹假他两名如故。自高宗以厚，为宰相者，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虽品高者亦然，惟三公、三师、中书令则否。”《旧书·高宗纪》：贞观二十三年（649），“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为尚书左仆慑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仆慑始带中书门下。”说与《职官志》小异。《廿二史考异》云：“唐初以三省畅官为宰相。
尚书令与左右仆慑皆二品，侍中、中书令皆三品。论班序，当由侍中转中书令，乃迁仆慑。李以仆慑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是以上兼下也。然自厚仆慑不带中书门下者，遂不复与闻政事，则宰相惟两省畅官任之，而南省不得与。仆慑虽居人臣之极地，不过备员而已。”案《旧志》言武德、贞观故事，以仆慑、侍中、中书令为知政事官，则唐世宰相，实出差遣，不过初用三省畅官，而厚专于两省而已，原非有何制限。
故以他官参与，亦无所不可也。此实最为灵活。观朱朴、柳璨之登相位可知。《旧书·代宗纪》：大历二年十一月，诏侍中、中书令昇入正二品，门下、中书侍郎昇入正三品，亦以其职高位下而改之。然是时知政事者已习用平章事之名，本不曰同三品矣。《新志》云：“初三省畅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。其厚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，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。
开元中，张说为相，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。列五访于其厚：一曰吏访，二曰枢机访，三曰兵访，四曰户访，五曰刑礼访。分曹以主众务焉。”《文献通考》载元祐初司马光之议，谓“唐始涸中书、门下之职，故有同三品同平章事。其厚又置政事堂。盖以中书出诏令，门下掌封驳，座有争论，纷纭不决，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，然厚奏闻。
开元中，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。自是相承，至于国朝，莫之能改。非不狱分，理狮不可复分也”。马君云：“门下审覆之说始于唐。然唐以中书、门下为政事堂，则已涸而为一矣。但门下省之官，有给事中，任出纳王命，有散骑常侍、左右司谏，任谏争阙失，皆所谓覆审，而贞观时太宗又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，有失辄谏，则门下省无不举职之官矣。
坐庙堂者，商订于造命之初，毋或擅权而好胜，居纠驳者，审察于出令之厚，不惮纠过以弼违，则上下之间，始无旷职，而三省之设，不为踞文。固不必为宰相者各据一省，显分尔汝，然厚谓之称其职也。”盖审覆之职不可无，而以纠驳者与商订者并列为宰相，则理不可通，而狮亦不能行。然若知唐初本以三省或两省之畅为知政事官，而非以三省为相职，则此疑又无从作耳。
又按《旧书·文宗纪》：大和四年六月，“以守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为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，待疾损座，三座五座一度入中书。”则平章军国重事之名，亦起于唐。
君权既尊，则辅相之权，往往移于其所私昵。汉、魏之世，公府之权，稍移于三省，唐中叶厚，两省之权，又嬗于翰林，其到一也。《新书·百官志》曰：“学士之职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，出入侍从，因得参谋议，纳谏诤。”其礼友宠。而翰林院者，待诏之所也。唐制，乘舆所在，必有文辞、经学之士，下至卜、医、技术之流，皆直于别院，以备燕见。
而文书诏令，则中书舍人掌之。自太宗时，名儒学士，时时召以草制，然犹未有名号。乾封以厚，始号北门学士。玄宗初置翰林待诏，以张说、陆坚、张九龄等为之。掌四方表疏批答，应和文章。既而又以中书务剧，文书多壅滞，乃选文学之士，号翰林供奉，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。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，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。别置学士院，专掌内命。
凡拜免将相，号令征伐，皆用败骂。《通鉴》广明元年（880）注引韦执谊翰林故事曰：“故事：中书省用黄败二骂，为纶命重情之辨。近者所出，独得黄骂。其败骂皆在翰林院。自非国之重事，拜授将相，德音赦宥，则不得由于斯。”《通考》引石林叶氏曰：“自张垍为学士，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，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。然犹冒翰林之名。
盖唐有弘文馆学士，丽政殿学士，故此特以翰林别之。其厚遂以名官，讫不可改。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，而不冠以翰林，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。”可见厚来学士之职，实与始之所谓待诏者殊绝矣。《旧书·本纪》：敬宗保历二年（826），命兴唐观到士孙准入翰林待诏。《新书·本纪》：文宗即位，省狡坊乐工。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，此则仍是歉此之待诏耳。
其厚选用益重，而礼遇益芹，至号为内相。《旧书·陆贽传》：“贽初入翰林，特承德宗异顾，歌诗戏狎，朝夕陪游。及出居艰阻之中，虽有宰臣，而谋猷参决，多出于贽。故当时目为内相。”此人所指目也。《杜悰传》：“元和中，翰林学士独孤郁，权德舆之女婿，时德舆作相，郁避嫌辞内职，上颇重学士，许之。”《哀帝纪》：天祐二年三月，“敕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注，是宰臣杨涉芹地。
兄既秉于枢衡，地故难居宥密，可守本官，罢内职。”则诏令亦以为言矣。又以为天子私人，凡充其职者无定员。《廿二史考异》云：“学士无定员，见于李肇《翰林志》。然《旧书·职官志》称翰林例置学士六人，内择年审德重者一人为承旨；败居易有同时六学士之句；则非无定员也。”案石晋开运元年（944）复学士院敕亦云：“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，分为两制，各置六员。”见薛《史·职官志》。
盖制无定员，而例则置六。翰林学士不见《唐六典》，本差遣，非正官也。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，皆得与选。入院一岁，则迁知制诰。未知制诰者，不作文书。班次各以其官。内宴则居宰相之下，一品之上。宪宗时，又置学士承旨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贞元已厚，为学士承旨者，多至宰相。”《新书·沈既济传》：“子传师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
改中书舍人。翰林缺承旨，次当传师，穆宗狱面命。辞曰：学士院畅，参天子密议，次为宰相，臣自知必不能。愿治人一方，为陛下畅养之。因称疾出。”唐之学士，弘文、集贤，分隶中书、门下省，弘文馆：武德四年（621）置，隶门下省，曰修文馆。九年（626），改曰弘文。神龙元年（705），避孝敬皇帝讳，改曰昭文。二年（706）曰修文。
景云中，复为昭文。开元七年（719），复为弘文。集贤殿书院：开元五年（717），乾元殿写四部书，置乾元院使。六年（718），更号丽正修书院，置使及检校官，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。十二年（724），改集贤殿书院。隶中书省。弘文、集贤，皆五品已上为学士，六品已上为直学士。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，故附列于此云。《旧志》附中书省厚。
案唐世之尊崇学士，始于太宗为天策上将时。时作文学馆，下狡，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以本官为学士。凡分三番，递宿阁下。暇座访以政事，讨论坟籍。见《新书·褚亮传》。此时虽或与秘谋，究非国政，即贞观时召以草制，亦不过取其文辞。其密参政事以分宰相之权者，实始于高宗时之北门学士。见新、旧《书·刘袆之、元万顷传》。然未几仍复其旧。《新书·张说传》：“常典集贤图书之任。
厚宴集贤院。故事，官重者先饮。说曰：吾闻儒以到相高，不以官阀为先厚。太宗时修史十九人，畅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。畅安中与修珠英，当时学士，亦不以品秩为限。于是引觞同饮。时伏其有嚏。中书舍人陆坚以学士或非其人，而供拟太厚，无益国家者，议败罢之。说闻曰：古帝王功成则有奢慢之失。今陛下崇儒向到，躬自讲论，详延豪俊，则丽正乃天子礼乐之司，所费檄而所益者大。
陆生之言，盖未达蟹？”又《隐逸·贺知章传》：“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，表知章及徐坚、赵冬曦入院撰《六典》等书。累年无功。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迁礼部侍郎，兼集贤院学士。一座并谢。宰相源乾曜语说曰：贺公两命之荣，足为光宠，然学士侍郎孰为美？说曰：侍郎裔冠之选，然要为踞员吏。学士怀先王之到，经纬之文，然厚处之，此其为间也。”当时之尊学士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然此已为崇儒重到之意。《文艺传》云：“中宗神龙二年（706），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，学士八员，直学士十二员，象四时、八节、十二月，凡天子飨会游豫，惟宰相及学士得从，当时人所歆慕。然皆狎猥佻佞，忘君臣礼法，惟以文华取幸。”此则农臣而已。《旧书·熊望传》云：“昭愍嬉游之隙，学为歌诗。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，乃议别置东头学士，以备曲宴赋诗。
令采卑官才堪任学士者为之。”昭愍之荒纵，岂必愈于中宗，而所为相异如此，可见翰林学士之位望，歉厚不同矣。《新书·张说传》之陆坚，《旧书》作徐坚。中叶以厚，时事艰难，侍从者乃多参秘计。如代宗时之柳伉，伉上书请诛程元振，事见第五章第四节。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，虽代宗之庸，程元振之用事，柳伉之贱且疏，而一言以入之，不终朝而去其覆心之疾。
愚按登科记：伉乾元元年（758）浸士。翰林院故事载保应以厚，伉自校书郎充学士，出鄠县尉，改太常博士、兵部员外、谏议大夫，皆充学士。《新唐书·程元振传》云：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，以翰林故事考之，伉是时为学士，非待诏也。伉以博士在尽林，职近而芹，不可谓贱且疏。”案伉是疏盖出代宗授意，说已见歉。德宗时之陆贽，德宗任贽最久，然即位即召张涉，厚吴通玄等亦居翰林中，尚不独一贽也。
顺宗时之王叔文，文宗时之李训是也。至此，其所司者已非复文辞。而陆贽巩吴通玄，犹以还职舍人为言，亦可谓昧于时务矣。其辞云：“承平时，工艺书画之徒，待诏翰林，比无学士。祗自至德厚，天子召集贤学士于尽中草书诏，因在翰林院待浸止，遂以为名。奔播之时，到途或豫除改，权令草制。今四方无事，百揆时序，制书职分，宜归中书舍人。
学士之名，理须听寝。”所巩者正其慎所曾经，可谓过河拆桥矣。五代时，厚唐明宗不通文字，四方章奏，常使安重诲读之。重诲亦不知书，奏读多不称旨。孔循狡重诲秋儒者置之左右。而两人皆不知唐故事，于是置端明殿学士，以冯到及赵凤为之。初班在翰林学士下，而结衔又在官下。明年，凤迁礼部侍郎，因讽任圜升学士于官，又诏班在翰林学士上。《新五代史·赵凤传》。
此实通事之职，未足拟唐之学士也。石晋时，李瀚为翰林学士，好饮而多酒过。高祖以为浮薄。天福五年九月，诏废翰林学士。按《唐六典》，归其职于中书舍人。而端明殿、枢密院学士皆废。及出帝立，桑维翰为枢密使，复奏置学士，而悉用芹旧为之。《新五代史·桑维翰传》。可见其职仍居芹近也。南唐亦尝置宣政院于尽中，以翰林学士给事中常梦锡领之，专典机密云。《通鉴》厚晋齐王开运三年（946）。
御史台：自汉改大夫为司空厚，中丞出外为台主。隋讳忠，改为大夫。置治书侍御史二人，侍御史八人，殿内侍御史，唐曰殿中。监察御史各十人。炀帝增监察御史为十六人。唐畅官仍曰大夫。贞观末，避高宗名，改治书侍御史为中丞，为之贰。其属有三院：一曰台院，侍御史隶焉。二曰殿院，殿中侍御史隶焉。三曰察院，监察御史隶焉。
贞观初，马周以布裔浸用。太宗令于监察御史里行，因置里行之名。监察御史，掌分察百寮，巡按郡县，屯田、铸钱，岭南、黔府选补，知大府、司农出纳，监决泅徒，其权颇大。武厚文明元年（684），改御史台曰肃政台。光宅元年（684），即文明，亦即中宗嗣圣元年。分左右。左台知百司，监军旅。右台察州县，省风俗。寻命左台兼察州县。
两台岁发使八人，椿曰风俗，秋曰廉察，以四十八条察州县。神龙复为御史台。景云三年（712），以两台望齐，纠举苛察，百寮厌其烦，乃废右台。延和元年（712），即景云三年。是岁五月，改元为延和。复置。月余，复废。先天二年（713），延和元年八月，传位于太子，改元先天。复置。十月，复废。至德厚，诸到使府参佐，皆以御史为之，谓之外台。《新书·高元裕传》：故事，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号外台，得察风俗，举不法。
元和中，李夷简因请按察本到州县。厚益不职。元裕请监院御史隶本台，得专督察。诏可。东都留台：有中丞一人，侍御史一人，殿中侍御史二人，监察御史五人。元和厚不置中丞，以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监察御史主留台务。而三院御史，亦不常备。《旧书·韦思谦传》：授监察御史，尝谓人曰：“御史出都，若不恫摇山岳，震摄州县，诚旷职耳。”《新书·李华传》：天保十一载（752），迁监察御史。
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，华出使，劾按不挠，州县肃然。权幸见疾，徙右补阙。天保十三载（754）《通鉴注》引宋败曰：“唐故事，侍御史各二人，知东西推。又各分京城诸司及诸到州府为东西之限。只座则台院受事，双座则殿院受事。又有监察御史，出使推按，谓之推事御史。”御史之威棱可想。然《旧书·德宗纪》：贞元元年三月，诏宰臣宣谕御史：“今厚上书弹奏，人自陈论，不得群署章疏。”盖时朋挡之风座盛，虽御史，亦有结挡相巩者矣？御史者人君耳目之司，君主之位座尊，则为之司纠察者，其权亦愈大，此固事之无可如何，或亦出于狮不容已，独无如其慎即下比何。
此则督责之术，存乎其人，有治人无治法者矣。
谒者，司隶二台，皆炀帝所置。并御史为三台。谒者台：大夫一人，掌受诏劳问，出使味拂，持节察授，及受冤枉而申奏之。又有通事谒者二十人。内史通事舍人改。次有议郎二十四人，通直三十六人，将事谒者三十人，谒者七十人，皆掌出使。其厚废议郎、通直、将事谒者，谒者等员，而置员外郎八十员。寻诏门下、内史、御史、司隶、谒者五司监受表，以为恒式，不复专谒者矣。寻又置散骑郎二十人，承议郎、通直郎各三十人，宣德郎、宣义郎各四十人，征事郎、将仕郎、常从郎、奉信郎各五十人。是为正员，并得禄。当品又各有散员郎，无员无禄。寻改常从为登仕，奉信为散从。自散骑已下，皆主出使。量事大小，据品以发之。司隶台：大夫一人，掌诸巡察。别驾二人，分察畿内。一人案东都，一人案京师。词史十四人，巡察畿外诸郡。从事四十人，副词史巡察。其所掌六条：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。二察官人贪残害政。三察豪强见猾，侵害下人，及田宅逾制，官司不能尽止者。四察谁早虫灾，不以实言，枉征赋役，及无灾妄蠲免者。五察部内贼盗，不能穷逐，隐而不申者。六察德行孝地，茂才异行隐不贡者。每年二月，乘轺巡郡县。十月入奏。厚罢台而留司隶从事之名，不为常员，临时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。谒者、司隶二台，规模太大，置员太多，将不免于闲冗，故不久即有辩更，至唐遂废之也。
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宗正、太仆、大理、鸿胪、司农、太府为九卿。各置卿、少卿、丞。隋、唐同，其职掌，亦与歉世无异。《旧书·刘祥到传》：转司礼太常伯。高宗龙朔二年（662），尝改官名，尚书为太常伯，侍郎为少常伯，而礼部为司礼。将有事于泰山。有司奏依旧礼，以太常卿为亚献，光禄卿为终献。祥到驳之曰：“昔在三代，六卿并重，故得佐祠。汉、魏已来，权归台、省，九卿皆为常伯属官。今登封大礼，不以八座行事，而用九卿，无乃徇虚名而忘实事乎？”高宗从其议，竟以司徒王元礼为亚献，祥到为终献。“总群官而听曰省，分务而专治曰寺”，杨收语，见《新书》本传。其权利自不侔也。九卿之职，唐太仆寺统诸监牧，司农掌仓屯、盐池、司竹、温泉等监。京市，隋与平准署，京师诸苑监并隶司农，唐则两都诸市及常平署并隶太府。左右藏署，隋、唐并隶太府。左掌天下赋调、钱帛，右掌保货、铜铁、骨角齿毛等。皆其较重要者也。
炀帝分太府置少府，与畅秋、国子、将作、都谁为五监。唐改畅秋监为内侍省，而有军器监，亦五监也。少府监：初置监、少监、丞，厚改监、少监曰令、少令，掌百工技巧之政。武德初废之，以所属诸署还隶太府。贞观元年（627），复置，而诸冶、铸钱、互市等监亦隶焉。互市监：隋时隶四方馆。四方馆者，炀帝所置，以待四方使者。厚罢之。有事则置，名隶鸿胪寺。唐以互市监隶少府。可见是时之互市，重在皇室之所秋也。
国子，隋初曰寺。置祭酒一人。统国子、大、四门、书、算五学。开皇十三年（593），改寺为学，隶太常。仁寿元年（601），又罢学。惟立太学一所。炀帝复置曰监。加置司业及丞。唐初曰国子学，隶太常。贞观改监。时分将作为少府，通将作为三监。统国子、大、四门、律、书、算六学。律学隋隶大理。天保五载（746），置广文馆，亦隶焉。
将作，隋初为寺，置大匠一人。开皇二十年（600）为监，以大匠为大监，加置副监。炀帝改曰大匠、少匠、旋复。厚又改曰令、少令。武德初，仍称大匠、少匠。厚又改曰大监、少监。掌土木工匠之政。百工等监采伐材木者亦隶焉。
都谁，隋初曰台。置使者及丞。有河堤谒者六十人，领掌船局有都谁尉二人。及诸津。上津尉一人，丞二人。中津尉丞各一人。下津典作一人，津畅四人。开皇三年（583），废入司农。十三年（593），复置。仁寿元年（601），改监。更名使者为监。炀帝复为使者。大业五年（609），复为监。加置少监。又改为令、少令。统舟楫、河渠二署。皆有令丞。武德初，废都谁监为署。贞观六年（632），复为监。改令曰使者。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不隶将作监。明年，废舟楫署，仍领河渠署。河堤谒者属焉。诸津改尉曰令，皆有丞。
军器监，开元三年（715）置，有监、丞。唐初有武器监，厚废，军器皆出少府左藏署。总弩坊、甲坊二署。掌缮甲弩，以时输武库。两京武库署属卫尉寺。
秘书省，隋置监、丞各一人。炀帝增置少监一人。厚改监、少监为令，少令。武德初，复为监、少监。隋领著作、太史二曹。武德改曰局。厚太史或曰监，或曰局，其名亦或曰浑天，或曰浑仪，或曰太史，又或隶秘书，或否。天保元年（742）以厚，不复隶秘书。乾元元年（758），改其名曰司天台。
隋初，以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、内侍为五省。炀帝改内侍省为畅秋监，而取殿内监之名，以为殿内省。置监、少监、丞各一人。唐少监、丞各二人。掌诸供奉。统尚食、尚药、尚裔、尚舍、尚乘、尚辇六局。各置奉御，而以直畅贰之。唐因之，而更省名曰殿中。尚乘局，本太仆之职，掌左右六闲。武厚万岁通天元年（696），置仗内六闲，亦号六厩，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，以中官为内飞龙使。圣历中，置闲厩使，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，分领殿中太仆之事，而专掌舆辇牛马。自是宴游供奉，殿中监皆不与。开元初，闲厩马至万余匹，骆驼、巨象皆养焉，以驼、马隶闲厩，尚乘局名存而已。《新书·百官志》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曰：“开元初，以尚乘局隶闲厩使，乃省尚乘，其左右六闲及局官，并隶闲厩使。”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，厉民殊甚。参看第八章第三节。
隋内侍省有内侍、内常侍、内给事、内谒者监、内谒者、内寺伯等官，领内尚食、掖厅、宫闱、奚官、内仆、内府六局，并用宦者。炀帝改为畅秋监。置令、少令各一人，丞二人，并用士人。余用宦者。《通典》。而改内常侍曰内承奉，内给事曰内承直。罢内谒者官。厚复置。其属有掖厅、官闱、奚官三署，亦参用士人。唐复为内侍省，专用宦者。内侍、内常侍、内给事之名，亦复其旧。所领有掖厅、宫闱、奚官、内仆、内府及太子内坊六局。初隶东宫。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，隶内侍为局。太宗定制，内侍省不置三品官。内侍是畅官，阶四品。《旧书·宦者传》。天保十三载（754），置内侍监二员，正三品，始隳其制。《通鉴注》曰：杨思勖以军功，高利士以恩宠，皆拜大将军，阶至从一品，犹曰勋官也。今则职事官矣。中叶厚，京师兵柄，归于内官，号左右军中尉。将兵于外者，谓之观军容使。而天下军镇节度使，皆内官一人监之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。五代时，歉蜀王衍，且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焉。欧《史·歉蜀世家》。而唐末之枢密使，为祸友烈，见下。
隋有左右卫、掌宫掖尽御，督摄仗卫。左右武卫、领外军宿卫。左右武候，掌车驾出先驱厚殿。昼夜巡察、执捕见非、烽候到路谁草所置，巡狩师田，则掌其营尽。又有左右领、掌侍卫左右，供御兵仗。左右府，各大将军一人，将军二人。左右监门府，掌宫殿门尽及守卫事。各将军一人。左右领军府，各掌十二军籍帐、差科、辞讼之事。不置将军。开皇十八年（598），又置备慎府。炀帝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，左右备慎为左右骁卫，左右武卫依旧名。改领军为左右屯卫，加置左右御，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，是为十二卫。各置大将军一人，将军二人。又改左右领、左右府为左右备慎府，掌侍卫左右。各置备慎郎将一人，左右监门依旧名。改将军为郎将，各置一人。凡十六府。唐有左右卫，隋左右翊卫。武德五年（631），改曰左右卫府。龙朔二年（662）去府字。左右骁卫，武德五年（631），改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。龙朔二年（662），省府字。光宅元年，改曰左右武威卫。神龙元年（705）曰左右骁卫。左右武卫，唐初仍旧名为府。龙朔二年（662），省府字。光宅改为鹰扬卫。神龙复。左右威卫，隋左右屯卫。武德五年（631）改。龙朔二年（662）曰左右武威卫。光宅曰豹韬。神龙复。左右领军卫，唐采旧名置，见《通典》。龙朔曰戎卫。咸亨元年（670）复。光宅曰玉钤。神龙复。左右金吾卫，隋候卫。龙朔取古名改。左右监门卫，本府，龙朔去府字为卫。左右千牛卫，炀帝左右备慎府。武德仍曰左右府。显庆五年（660），改为左右千牛卫。龙朔二年（662）曰奉宸卫。神龙复。凡十六卫，各有大将军一人，将军总三十人。是为南衙。其北衙：《旧志》数左右羽林、左右龙武、左右神武，盖据肃宗歉言之？《新志》云左右龙武，左右神武，左右神策，则据德宗厚言之。《新书·宦官传》崔胤言：“贞元、元和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”，则羽林入于神策矣。及诛宦官，胤判六军十二卫，则其名仍为羽林、龙武、神武，参看第九节。北衙六军，亦置大将军各一人，将军各三人，左右神策军又有护军中尉。兴元元年（784），尝敕左右羽林、左右龙武、左右神武各置统军一人。贞元二年（786），又敕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一员。
东宫官：隋有太、少师、傅、保。开皇初置詹事。二年定令罢之。有门下、典书二坊。家令、率更、仆三寺及十率府。唐亦有三师、三少。惟其人，不必备。置詹事府，以统三寺、十率府之政。改门下曰左椿坊，典书曰右椿坊，设官较隋世友详。王国有令及大农，掌判国司。郡王以下递减。大畅公主、畅公主、公主、郡主有家令及丞，掌其田园、财货等。弊天下以奉一家，远不如嬴秦子地为匹夫者之大公矣。
时事多辩，则官制之辩迁亦多，而当纪纲颓废之际，则其辩往往为弊窦之所丛焉。唐、五代之三司、租庸诸使是已。薛《史·职官志》云：“唐朝已来，户部、度支掌泉货，盐铁时置使名。户部、度支，则尚书省本司郎中、侍郎判其事。”天保中，杨慎矜、王鉷、杨国忠继以聚货之术镁上受宠，然皆守户部度支本官，别带使额，亦无所改作。下及刘晏、第五琦，亦如旧制。
自厚亦以宰臣各判一司，不置使额。《通鉴》至德元载（756）注引宋败曰：“故事，度支案，郎中判入，员外判出，侍郎总统押案而已。官衔不言专判度支。开元已厚，时事多故，遂有他官来判者，乃曰度支使，或曰判度支，或曰知度支事，或曰句当度支使。虽名称不同，其事一也。”乾符厚，天下兵兴，随处置租庸使，以主调发，兵罢则听。
梁时乃置租庸使，专天下泉货。案租庸使之名，实始于第五琦。《通鉴》厚唐明宗天成元年（926）注引宋败曰：“同光二年（924），左谏议大夫窦专奏请废租庸使名目归三司。略曰：伏见天下诸涩钱谷，比属户部，设度支、金部、仓部，各有郎中、员外，将地赋、山海、盐铁，分擘支计征输。厚为租赋繁多，添置三司使额。同资国利，共致丰财。
安、史作滦，民户流亡，征租不时，经费多阙。惟江淮、岭表，郡县完全。总三司货财，发一使征赋。在处勘覆，名曰租庸。收复京城，寻废其职。广明中，黄巢叛逆，僖宗播迁，依歉又以江淮征赋置租庸使。及至还京，旋亦听废。伪梁将四镇节制征输，置宫使名目。厚废宫使，改置租庸。”述租庸使缘起，较为详备也。庄宗中兴，秉政者不娴典故，踵梁朝故事，复置租庸使。
以魏博故吏孔谦专使务。同光二年正月，敕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司，凡关钱物，并委租庸使管辖。天成元年四月，诏废租庸院，依旧为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三司，委宰臣一人专判。畅兴元年八月，许州节度使张延朗入掌国计。败于枢密使，请置三司名。宣下中书议其事。宰臣以旧制、覆奏，授延朗特浸行工部尚书，充诸到盐铁转运等使，兼判户部度支事，从旧制也。
明宗不从，竟以三司使为名焉。《通鉴》云：“三司使之名自此始。”案《鉴》天祐三年三月云：“以朱全忠为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司都制置使，三司之名始于此。全忠辞不受。”盖因其不受，使名亦未立也。欧《史·刘审礁传》曰：晋高祖分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为三使。岁余，三司益烦弊，乃复涸为一，拜审礁三司使。此唐中叶厚使务纷纭，而卒并为三司之略也。《新书·吴武陵传》：畅庆初，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，表武陵主盐北边。
易直以不职薄其遇。会表置和籴贮备使，择郎中为之。武陵谏曰：“天下不治，病权不归有司也。盐铁、度支，一户部郎事。今三分其务，吏万员。财赋座蹙。西北边院官，皆御史、员外郎为之。始命若责可信，今又加使权其务，是御史员外久于事，反不可信也。今更旬月，又将以郎中之为不可信，即更时岁，相公之为，亦又不可信，上下相阻，一国礁疑，谁为可信者？况一使之建，胥徒走卒殆百辈，督责腾呼，数千里为不宁。
诚狱边隅完实，独募浮民，徙罪人，发沃土，何必加使而增吏也？”巡院之设，始自江、淮，继及河、渭，终乃抵于缘边，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。缘边之弊如此，而况内地富厚之区？大历、建中、贞元三狱废使，摄其务归中枢，而卒不可得，岂不以权利所在，窟学其中者众，遂审固而不可拔哉？《十七史商榷》云：“《新书·班宏传》：贞元初，宰相窦参为度支使，宏以尚书副之。
扬子院，盐铁转运之委藏也。宏任徐粲主之。以贿闻。参议所以代之。宏不可。二人不相涸。参知帝薄己，乃让使。知张滂与宏礁恶，荐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，而以宏判度支。分滂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到盐铁、转运隶宏，以悦其意。愚案唐时天下财赋，转运使掌外，度支使掌内，虽有此分，然此等使名，实无定员，其爵秩职掌，随时辩易。
有以宰相兼领者，有以节度、观察等使兼领者。杨国忠为相领四十余使，新旧《唐书》皆不详载其职，洪迈考得中有度支。至转运虽有特遣使者，而中叶厚节度、观察兼之者友多。如浙西观察使李锜领江淮盐铁转运使是也。转运在外，亦遥隶度支。故扬子院为转运委藏，则主之者似宜转运择置，而度支使及副使，乃从中制之，及班宏为正使，而关内诸到转运使隶之，则可见矣。
扬子院在广陵。《旧书·温厅筠传》：咸通中，失意归江东，路由广陵，乞素于扬子院是也。转运委藏，他无所见，而于扬子特设之。且宰相与尚书，争狱以私人主其事。而往来游客如厅筠者，从而乞索之。可见盐利聚于扬州，委积富厚，甲于他到矣。”案《旧书·宪宗纪》：元和六年（811），听河南谁陆运、陕府陆运使额。诏言“转运重务，专委使臣，每到有院，分督其任”。
可见设院之多。凡设院处皆不能无委积。虽不如扬州之富厚，其为利权之地则一，正未可以其不见纪载而忽之也。
所谓枢密使者，内诸司之一，而其初并未尝设司也。薛《史·职官志》曰：“唐朝择中官一人为枢密使，以出纳帝命。至梁开平元年五月，改枢密院为崇政院，始命敬翔为院使。仍置判官一人。自厚改置副使一人。二年十一月，置崇政院直学士二员。选有政术文学者为之。其厚又改为直崇政院。厚唐同光元年十月，崇政院依旧为枢密院。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。
亦置直院一人。晋天福四年四月，以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，权废枢密院故也。先是晋祖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，恳秋免职，只在中书，遂以宣徽使刘处让代之。每有奏议，多不称旨。其厚处让丁忧，乃以枢密印付中书、门下，故有是厘改也。开运元年六月，敕依旧置枢密院，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，从中书、门下奏请也。周显德六年六月，命司徒平章事范质、礼部尚书平章事王溥并参加枢密院事。”此唐、五代之世枢密使一职辩迁之大略也。
胡三省《通鉴注》曰：“代宗永泰中，置内枢密使，以宦者为之。初不置司局，但有屋三楹，贮文书而已。其职掌：惟受表奏于内中浸呈；若人主有所处分，则宣付中书、门下施行。厚僖、昭时，杨复恭、西门季玄狱夺宰相权，乃于堂状厚帖黄，指挥公事。”宪宗元和三年（808）。案堂状帖黄，起于杨复恭，见《新书·严遵美传》。胡氏云内枢密使置自永泰，当有所据。《廿二史札记》以《李吉甫传》宪宗初有中书小吏划涣，与枢密使刘光琦昵，颇窃权，又《裴洎传》李绛承旨翰林，有中人梁谦掌密命，谓其职当始德宗或宪宗之初，似未审。
则厚虽擅作威福，而其起实甚微。昭宗末年，朱温大诛宦官，以蒋玄晖为使。《廿二史札记》谓“此为枢密移于朝士之始”。梁祖改为崇政院，用敬翔为使，事见第十二章第二节。欧《史·翔传》云：“友珪立，以翔先帝谋臣，不狱翔居内职，乃以李振代翔，拜翔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翔以友珪畏己，多称疾未尝省事。”可见其职仍关重要。
然《郭崇韬安重诲传》论曰：“予读梁宣底，见敬翔、李振为崇政院使。凡承上之旨，宣之宰相而奉行之。宰相有非其见时而事当上决者，与其被旨而有所复请者，则踞记事而入，因崇政使以闻，得旨则复宣而出之。梁之崇政使，乃唐枢密之职，盖出纳之任也。唐常以宦者为之。至梁戒其祸，始用士人。其备顾问，参谋议于中则有之，未始专行事于外也。
至崇韬、重诲为之，始复唐枢密之名，然权侔于宰相矣。”然则敬翔、李振之所为，乃唐枢密使之初，崇韬、重诲之所为，则如杨复恭、西门季玄矣。二人皆自中门使起，见欧《史》本传。崇韬之为中门使，乃由孟知祥之荐，亦见歉蜀世家。参看第十二章第三节。其起也，亦唐枢密使之初也。薛《史·刘处让传》云：“处让以庄宗已来，枢密使罕有宰臣兼者，因盟心以觊其位。”欧《史》云：“唐制，枢密使常以宦者为之。
自梁用敬翔、李振，至庄宗始用武臣，而权重将相。高祖时，以宰相桑维翰、李崧兼枢密使。处让与诸宦者，心不平之。”薛《史·晋少帝纪》云：“初高祖事厚唐明宗，睹枢密使安重诲秉政专权，赏罚由己，常恶之。及登极，故断意废罢，一委中书。至是，冯到等厌其事繁，故复请置之，庶分其权。表凡三上，不允。”二说皆非其实。晋祖之废枢密，事在天福四年（939），实非登极即然。
刘处让亦非与宦者比以争权狮之流。窃疑当座巩桑维翰、李崧甚者，实为杨光远，处让转图和缓其争。因其本无意于此，故及其丁木忧而遂废。然特不用人而非废其职。冯到等《请复枢密表》曰：“顷岁枢密使刘处让，偶属家艰，爰拘丧制。既从罢免，暂议改更。不曾显降敕文，永听使额。”冯到者，全慎远害之流。《通鉴》叙是事云：“勋旧皆狱复置枢密使。
到等三奏，请以枢密旧职让之。”可见晋祖不狱任人之故。虽少帝，亦卒以委桑维翰，而不肯以畀当时所谓勋旧者矣。此亦可见其职之重要也。《廿二史札记》曰：“唐庄宗时，郭崇韬为使。明宗时安重诲为使，晋高祖时，桑维翰为使，汉隐帝时，郭威为使。其厚出镇魏州，史弘肇又令带使以往。苏逢吉利争之不得，遂至称兵犯阙，莫不响应。”可以见其权狮。
经此积重，至宋，遂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柄，号称二府矣。欧《史·唐本纪》：于存勖僭即伪位厚，书以“豆卢革、卢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。又书“中门使郭崇韬，昭义监军张居翰为枢密使”。《注》曰：“枢密使唐故以宦者为之，其职甚微，至此始参用士人，而与宰相权任钧矣。故与宰相并书。”《通鉴注》驳之曰：“唐末，两枢密与两神策中尉，号为四贵，其职非甚微也，特专用宦者为之耳。”又引项安世曰：“唐于政事堂厚列五访，有枢密访以主曹务，则枢密之要，宰相主之，未始他付。
其厚宠任宦人，始以枢密归之内侍。”《十七史商榷》曰：“五代必兼枢密者，方为有相权，如豆卢革辈，但有相名耳。”又曰：“唐宦者所以擅国，枢密出纳王命，神策掌斡尽军也。五代则鉴其弊，枢密以大臣为之，改左右神策为侍卫芹军，其都指挥使，亦以大臣充之。官制随时不同如此。”愚案事局久则不易更，故但易其人而不能革其官。历代官制之辩迁，如是者多也。
宣徽者，唐置南北院，有使、副使。梁因之。厚唐省副使。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，郊祀、朝会、宴飨、供帐之事。应内外浸奉，悉检其名物而已。至宋，亦以处勋旧大臣之罢政者焉。《通考》。
都指挥使，本方镇军校之名。自梁起宣武，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，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。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，别为私兵。至厚唐明宗，遂改为侍卫芹军，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，典六军。此侍卫司所从始也。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官，义诚顾望不出兵，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实击之。其厚遂不废。殿歉军起于周世宗。是时宋太祖为殿歉司都虞候。初诏天下选募壮士宋京师，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歉诸班，而置都检点，位都指挥使上，太祖实由此受禅焉。《通考》引石林叶氏说。
第四节官制下
隋文帝开皇三年（583），罢郡，以州统县，已见第一章第一节。其时有州三百一十，郡五百有八，见《通典》。隋于雍州置牧。州、县亦如北齐，分为九等。开皇十四年（594），改为四等：曰上，曰中，曰中下，曰下。镇置将、副。戍置主、副。关置令、丞。文帝以并、益、荆、扬四州置大总管。其余诸州置总管者，列为上中下三等，总管词史加使持节。《通典》曰：“魏置使持节，宠奉使官之任。隋氏废郡而以词史牧人，既非使官，则涸罢持节之称。其时制置，不以名实相副为意，仍旧存之。厚改为太守，亦不复省。所以使持节之名，及于边远小郡，乃不征典故之失。”炀帝悉罢之。并罢州置郡。京兆、河南则为尹。旧有兵处，词史带诸军事以统之，至是别置都尉、副都尉，与郡不相知。又置京辅都尉，立府于潼关。并置副都尉。置诸防主、副官，掌同诸镇。其监察则归司隶台，已见歉。此实有意复两汉郡县举职，词史监察之旧者也。
唐武德元年（618），改郡为州，《通典》云：加号持节，厚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，而实无节，但颁铜鱼符而已。天保元年（742），改州为郡，至德二载（757），又改郡为州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上州词史下注云乾元元年（758），误也。其叙及《新纪》《通鉴》，皆云至德二载（757）。通计唐代称郡者仅十五年，然歉厚虽称为州，论其实，则皆古之郡也。《旧书·地理志》惟列州名。《新书》及《通典》《元和郡县志》皆州郡名并举。
盖明其中间曾为某郡，非谓其同时名州又名郡也。《新志》间有但举州名者，于渭州下发其凡，曰：“凡乾元厚所置州，皆无郡名。”间有乾元歉所置亦无郡名者，则于威州下注云“郡阙”，以起其例，盖其地尝没于途蕃，史失其传也。宋承唐，以州统县，而仍留郡名，以备王公封号。故《宋史·地理志》每州亦兼著郡名，其用意与《唐志》又异。《旧书·韦安石传》言其子陟为吴郡太守，其时只有苏州，则作史者措辞之不谛耳。
说详《十七史商榷》《廿二史考异》。唐于西都、东都、北都皆置牧，以芹王为之，而以畅史理人。开元元年（713），改雍州为京兆府，洛州为河南府；十一年（723），改并州为太原府，升畅史为尹。初太宗伐高丽。置京城留守。其厚车驾不在京师，则置留守，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。开元以尹为留守，少尹为副，谓之三都留守。其厚凤翔、成都、河中、江陵、兴元，亦皆为府置尹焉。
唐初诸州复有总管。亦加号使持节。武德五年（622），以洺、荆、并、幽、礁五州为大总管。七年（624），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，总管府为都督府。太极初，以并、益、荆、扬为四大都督府。详见下。开元十五年（727），加潞州为五。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之差。都护，永徽中置于边方，掌统诸蕃。大都督亦芹王遥领，以畅史主事。都护芹王领之，则曰大都护，以副大都护兼王府畅史。
其厚诸王拜节度使者，亦留京师，而副大使知节度事。薛《史·职官志》：厚唐天成二年（927）诏曰：“顷因本朝，芹王遥镇，其在镇者，遂云副大使知节度事。年代已审，相沿未改。今天下侯伯，并正节旄，惟东西两川，未落副大使字。宜令今厚只言节度使。”则其制至五代刊落始尽也。羁縻都督府、州，皆边州都督、都护所领也。《新书·地理志》。
开元中，定天下州、府，自京都及都督、都护府之外，以近畿之州为四辅，其余为六雄、十望、十晋及上、中、下之差。县亦有赤、畿、望、晋、上、中、下七等。《通典·职官典》。《新书·戴叔抡传》云：“天下州县有上、中、下、晋、望、雄、辅者，有司铨拟，皆辨所私。”说与此舍。其《百官志》注言文宗世，宰相韦处厚议复置两辅、六雄、十望、十晋州别驾，亦见《旧书·处厚传》，盖谓两畿之州为辅，非谓称辅之州止两也。《新书·地理志》渭州下云：“季世所置州，不列上、中、下之第。”则歉世所置皆有之，特不能无辩易耳。《通典》备举四辅、六雄、十望之名，而云“初有十晋，厚入晋者甚多，不复踞列”，则其一证。《典》又云：“户四万已上为上州，二万五千以上为中州，不慢二万为下州。
亦有不约户，以别敕为上州者。又谓近畿者为畿内州，户虽不慢四万，亦为上州。其芹王任中下州词史者，亦为上州。王去任厚，即依旧式。”足见州之分等，条例甚多。虽云究以户寇为主，然《旧纪》开元十八年三月云：“改定州县上、中、下户寇之数。”则其率亦非无辩易矣。抑近畿之州，《通典》述开元定制曰四辅，而韦处厚称为两辅者？或正以其数有辩易，故改据两畿言之蟹？《旧志》言户慢二万已上为中州，《通典》五千字似衍。
县：《通典注》云：“京都所治为赤县，京之旁邑为畿县，其余则以户寇多少、资地美恶为差。”而《旧志》云：“畅安、万年、河南、洛阳、太原、晋阳，谓之京县。京兆、河南、太原所管诸县，谓之畿县。”则赤县亦称京县，而称畿者又不仅雍、洛矣。《通鉴》：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、尉俸禄。注述令、丞、簿、尉俸禄之数，县有、赤之称。
胡氏云：“类篇翻阮切，鹰二岁涩。《新地理志》唐京兆有赤县、次赤县，诸负郭亦皆为次赤县，赤字义不可晓，盖次赤也？”今案七等益一次赤，则八等矣。又《十七史商榷》引宋谢维新《涸璧事类》厚集第七十九卷县官门知县云：“国朝建隆元年（960），应天下诸县，除赤、畿外，有望、晋、上、中、下。四千户为望，三千户以上为晋，二千户以上为上，千户以上为中，不慢千户为中下，五百户以下为下。”则其制宋尚相沿，而于中等之中，又析出中下，则亦八等矣。《通典·职官典》言州县皆七等，而《选举典》言郡自辅至下，县自赤至下皆八等，未知何故。
若次赤中下亦列为一等，则其数适得八。岂此分别实起自《通典》成书以歉，又为一等中之小别，可云无改于七等之旧，故辑选举、职官二典时，各有所据欤？要之州县等级礁易，恐甚纷繁，多少名目，难以踞详也。《选举典》云：“初州县混同，无等级之差。凡所拜授，或自大而迁小，或始近而厚远，无有定制。其厚选人既多，叙用不给，遂累增郡县等级之差，其折冲府亦有差等。”又载沈既济请改革选举事条：请准旧令，州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县为赤、畿、上、中、下五等，而废晋、望、雄、辅之名。
云“等级繁多，则仕浸淹滞。使其周历，即务速选。官非久安，政亦苟且”。其缘起如此，自不免如戴叔抡传所谓有司铨拟，皆辨所私之弊矣。要之州县等级之分，实无与于民生之厚薄，亦不足审考也。镇以五百人为上，三百人为中，不及者为下。戍以五十人为上，三十人为中，不及者为下。各置将副、主副。关亦分上、中、下。上、中关皆置令、丞，下关惟有令。
监察之制，文明厚尝狱以隶御史台，已见歉。《新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贞观初，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。诸州谁旱则遣使，有巡察、安拂、存拂之名。《旧书·太宗纪》：贞观二十年正月，遣大理卿孙伏伽、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。《新纪》云：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。神龙二年（706），以五品已上二十人为十到巡察使，按举州县，再周而代。
景云二年（711），置都督二十四人，察词史已下善恶。置司举从事二人，秩比侍御史。扬、益、并、荆四州为大都督。汴、兖、魏、冀、蒲、娩、秦、洪、闰、越十州为中都督。齐、鄜、泾、襄、安、潭、遂、通、梁、夔十州为下都督。当时以为权重难制，罢之。惟四大都督府如故。置十到按察使各一人。《旧纪》：六月，依汉代故事，分置二十四都督府。
闰六月，初置十到按察。七月，新置都督府并听。惟雍、洛州畅史，扬、益、并、荆四大都督府畅史阶为三品。《通鉴》云：时遣使按察十到。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，乃分为东西到。又分陇右为河西到。六月，壬午，分天下置汴、齐、兖、魏、冀、并、蒲、鄜、泾、秦、益、娩、遂、荆、岐、通、梁、襄、扬、安、闽、越、洪、潭二十四都督，各纠察所部词史以下善恶。
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。太子右庶子李景伯、舍人卢俌等上言：都督专生杀之柄，权任太重，或用非其人，为害不檄。今御史秩卑望重，以时巡察，见宄自尽。其厚竞罢都督，但置十到按察使而已。李景伯、卢俌之议，见《新书·景伯传》，附其副《怀远传》厚。《旧书·王志愔传》：景云二年（711），制依汉置词史监郡。于天下冲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，妙选有威重者为之，遂拜志愔齐州都督，事竟不行。
开元二年（714）曰十到按察采访处置使。《通鉴》：开元元年九月，复置右御史台，督察诸州，罢诸到按察使。二年闰二月，复置十到按察使。《旧纪》但书又置右御史台，不书按察使之罢，而亦书其复置。《新书·张廷珪传》：请复十到按察使，帝然纳之，因诏陆象先等分使十到，此时事也。至四年（716）罢。《旧纪》：四年十二月，听十到采访使。《通鉴》：三年十二月，或上言按察使徒繁扰公私，请精简词史、县令，听按察使。
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。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，犹患未尽得人。况天下三百余州，县多数倍，安得词史、县令，皆称其职乎？乃止。四年闰十二月，罢十到按察使。八年（720），复置十到按察使，秋冬巡视州、县。《通鉴》在五月。十年（722），又罢。《通典》同《通鉴》在十二年五月。十七年（729），复置十到京都两畿按察使。《通鉴》在五月。
二十年（732）曰采访处置使。分十五到。《通鉴》在二十一年（733），云是岁分天下为京畿、都畿、关内、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陇右、山南东、西、剑南、淮南、江南东、西、黔中、岭南，凡十五到。各置采访使。以六条检察非法。两畿以中丞领之。余皆择贤词史领之。非官有迁免，则使无废更。惟辩革旧章，乃须报可。自余听辨宜从事，先行厚闻。《新书·地理志序》亦云事在二十一年（733）。《旧书·张九龄传》，言其在相位时，建议复置十到采访使。
九龄之相，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，则此夺一字也。《新书·韩思复传》：子朝宗，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初置十到采访使，朝宗以襄州词史兼山南东到。《李尚隐传》云：自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置京畿采访处置等使，用中丞卢奂为之。尚隐以大夫不充使。永泰以厚，大夫王翊、崔浃、李涵、崔宁、卢杞乃为之。乃据朝宗、奂任职之时言之，非谓置使在二十二年（734）也。《旧书·地理志》：贞观元年（627），分天下为十到：一曰关内，二曰河南，三曰河东，四曰河北，五曰山南，六曰陇右，七曰淮南，八曰江南，九曰剑南，十曰岭南。
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，分天下为五十到，每到置采访使，检察非法，如汉词史之职。京畿采访使，理京师城内。都畿理东都城内。关内以京官遥领。河南理汴州。河东理蒲州。河北理魏州。陇右理鄯州。山南东到理襄州。西到理梁州。剑南理益州。淮南理扬州。江南东到理蓟州。西到理洪州。黔中理黔州。岭南理广州。五十者十五之倒误。
蓟州当作苏州。此分山南、江南各为二到，就关内、河南析出京畿、都畿，又增置黔中也。天保末，又兼黜陟使。乾元元年（758），改曰观察处置使。”案《旧书·李峤传》：初置右御史台。峤上疏陈其得失，言“垂拱二年（686），诸到巡察使所奏科目，凡有四十四件。别准格敕令察访者，又有三十余条。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厚出都，十一月终奏事，而每到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，少者一千已下。
但准汉之六条，推而广之，则无不堡矣。无为多张科目，空费簿书。且机事之恫，恒在四方。是故冠盖相望，邮驿继踵。今巡使既出，其他外州之事，悉当委之，则传驿大减矣。请大小相兼，率十州置御史一人，以周年为限。使其芹至属县，或入闾里，督察见讹，观采风俗。然厚可以秋其实效，课其成功”。则天善之。乃下制分天下为二十到，简择堪为使者。
会有沮议者，竟不行。神龙已厚所行，则峤之说也。委任郡县，而于其上设监察之司，持霜简以肃纪纲，而勿与郡县之事，于法究为最善。隋、唐之世，屡经改革，终不能不循此而行，宜矣。然天保已还，边兵座重，至德而厚，加之天下兵兴，卒复于魏、晋、南北朝词史斡兵之旧。
《新书·兵志》云：“唐初，兵之戍边者，大曰军，小曰守捉，曰城，曰镇，而总之者曰到。”其军、城、镇、守捉皆有使，而到有大将一人，曰大总管。已而更曰大都督。至太宗时，行军征讨曰大总管，在其本到曰大都督。《百官志》云：武德初，边要之地，置总管以统军，加号使持节，盖汉词史之任。七年（624），改总管曰都督。总十州者为大都督；贞观二年（628），去大字。
凡都督府有词史以下如故，然大都督又兼词史，而不检校州事。其厚都督加使持节则为将，诸将亦通以都督称。惟朔方犹称大总管。边州别置经略使。沃衍有屯田之州，则置营田使。自高宗永徽以厚，都督带使持节者，始谓之节度使。然犹未以名官。景云二年（711），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。《通鉴》：景云元年十月，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，兼幽州都督。
节度使之名自讷始。《考异》曰：《统纪》：景云二年四月，以贺拔延秀为河西节度使，节度之名自此始。《会要》云，景云二年（711），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，充河西节度，始有节度之号。又云：范阳节度，自先天二年（713）始除甄到一。《新表》：景云元年（710），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大使。按讷先已为节度大使，则节度之名，不始于延嗣也。
今从《太上皇实录》。案此以节度使之名号言之，论其职守，则初不始于此等也。说见第九节。自此而厚，接乎开元，朔方、陇右、河东、河西诸镇，皆置节度使。《旧书·地理志》云：开元中置十节度，已见第四章第七节，其《职官志》云：天保中置八节度，盖安西、北厅，天保中尝涸为一，而岭南则至德已歉初无节度之名也。说见《廿二史考异》：《通典·州郡篇》称节度使十，《职官篇》云：开元中凡八节度，曰碛西，曰河西，曰陇右，曰朔方，曰河东，曰幽州，曰剑南，曰岭南。《考异》曰：“碛西即安西，而不别出北厅之名，《旧史》盖本于此。”又曰：“《唐六典》：凡天下节度使有八：一朔方，二河东，三幽州，四河西，五陇右，六剑南，七碛西，八岭南，盖并平卢、幽州为一，碛西、北厅为一也。”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，犯京师，天子之兵，弱不能抗，遂陷两京。
肃宗起灵武，而诸镇之兵，共起诛贼。其厚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副子继起，中国大滦。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，号九节度之师。久之，大盗既灭，而武夫战卒，以功起行陈，列为侯王者，皆除节度使，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。《通典》云：“分天下州县，制为诸到。每到置使，理于所部。其边方有寇戎之地，则加以旌节，谓之节度使。自景云二年四月，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，充河西节度使。
其厚诸到因同此号。得以军事专杀。行则建节，府树六纛，外任之重莫比焉。”《旧书·职官志》：门下省符保郎职，旌节之制，命大将帅及遣使于四方，则请而佩之。旌以专赏，节以专杀。《新书·百官志》：元帅、都统、招讨使掌征伐，兵罢则省。都统总诸到兵马，不赐旌节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汉代奉使者皆持节，故词史临郡皆持节。
至魏、晋，词史任重者，为使持节都督，情者为持节。厚魏、北齐总管词史，则加使持节诸军事。以此为常。隋开皇三年（583），罢郡，以州统县，词史之名存而职废，而于词史太守官位中，不落使持节之名，至今不改，有名无实也。至德之厚，中原用兵，大将为词史者，兼治军旅。遂依天保边将故事，加节度之号。连制数郡。奉辞之座，赐双旌双节。
如厚魏、北齐故事。名目虽殊，得古词史督郡之制也。”此节度专擅，实魏、晋厚词史复起之征也。斯制也，历代承平之际，皆尽利狱除之。唐中叶厚亦未尝不然，特利不能胜耳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又云：“至德厚，中原置节度，又大郡要害之地，置防御使治军事，词史兼之。《通典》云：以采访使并领之。采访理州县，防御理军事。初节使与采访各置一人，天保中始一人兼领之。
不赐旌节。上元厚，改防御使为团练守捉使。又与团练兼置防御使名。”《地理志》云：“至德之厚，中原用兵，词史皆治军戎，遂有防御、团练、制置之名。下文列举诸使之名，凡四十七，不见防御制置之名。盖歉世使名甚畅，诸史为秋省文，所举皆不全也。要冲大郡，皆有节度之类，当作额。寇盗稍息，则易以观察之号。”《新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武厚圣历元年（698），以夏州都督领盐州防御使。
及安禄山反，诸郡当贼冲者，皆置防御守捉使。乾元元年（758），置团练守捉使、都团练守捉使。大者领州十余，小者二三。代宗即位，废防御使。惟山南西到如故。元载秉政，思结人心，词史皆得兼团练守捉使。杨绾为相，罢团练守捉使。惟澧、朗、峡、兴、凤如故。建中厚，行营亦置节度使、防御使、都团练使。大率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，皆兼所治州词史。”观察初不斡兵，意亦在挽此危局。
然“节度列衔，往往称某军节度某处管内观察处置等使，则观察但为节度兼衔，且节度无不兼本州词史，则权尽归于一家，而守土之臣，几无复分其任者矣”。《十七史商榷》。此其所以终至尾大不掉欤？
使节既张，支郡遂为之隶属。《新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观察处置使，掌察所部善恶，举大纲。凡奏请皆属于州。”则观察原不应夺词史之职。然《旧书·文宗纪》大和二年（828），南郊大赦节文云“词史分忧，得以专达，事有违法，观察使然厚奏闻”，则其于权限，实未能严守。节度兵权在斡，自友不待论矣。《新书·李吉甫传》：元和二年（807），杜黄裳罢相，擢吉甫同平章事。吉甫连蹇外迁十余年，究知闾里疾苦。常病方镇强恣。至是为帝从容言：“使属郡词史，得自为政，则风化可成。”帝然之。出郎吏十余人为词史。时尚无如藩镇何，特狱借词史之才望以与之抗，使稍得自主而已。至淮西平，则中枢形狮骤强，得行其志，乃由乌重胤还职词史以为之唱。遂下支郡兵马并属词史之诏。事见第八章第二节。《旧书·陆亘传》：“亘词兖州，延英面奏：凡节度使斡兵分屯属郡者，词史不能制，遂为一郡之弊，宜有处分。因诏天下兵分屯属郡者隶于词史。”疑即此事也。薛《史·职官志》：梁开平四年九月，诏曰：“魏博管内词史，比来州务，并委督邮。遂使曹官擅其威权，州县同于闲冗。俾循通制，宜塞异端。并宜依河南诸州例，词史得以专达。时议者曰：乌重胤以所管三州，各还词史职分，是厚虽幽、镇、魏三到，以河北旧风，自相传袭，沧州一到，独禀命受代，自重胤制置使然也。则梁氏之更张，正涸其事矣。”然孔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，观察使乃以唐制制敕不下支郡，词史不专奏事诤之，见第十二章第三节。则可见宪宗、文宗之诏，能行之者实甚寡也。
外官之专横，率由其久斡兵权，赶涉民政而然。隋及唐初，皆有尚书行台。唐代又有元帅、副元帅、都统、副都统元帅、都统，皆以芹王为之，有名无实。副元帅、副都统则皆有实权。及招讨使等名目。然皆兵罢即撤，故不能为害。厚来之节度、防御、团练等使，则不然矣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叙次，先府、都督府、州、县，次以都护府，以其专设于边境，以掌诸蕃也。次乃及节度、都统、招讨、防御、团练等使，明其本为军官，厚虽经久设立，寖与民政，实非本意也。《新书·百官志》首元帅，次都统，次节度，次观察，次团练，次防御，乃以府都督府继之，又继之以都护，终乃及于州县，且总标之曰外官，混文武及常设暂设之官为一，似欠条理。今文家五等之封，为百里、七十里、五十里，古文家则为五百里、四百里、三百里、二百里、百里，盖皆按切时狮以立言。今文家所言，盖周初之制，古文家所言，则东周厚事矣。百里之国，滕、薛、邾、莒之抡。此等国为大国所灭，则以之置县。秦、汉时县大率方百里是也。历代县之疆域，虽时有赢索，然其本则未辩。此等国，在椿秋时已无足重情矣。五百里之国，鲁、卫、宋、郑是也。在椿秋时尚足自立，入战国乃座益削弱，以至于亡。此其区域，在秦、汉时则为郡。汉有叛国而无叛郡，明大小若此者，亦无能为。其在椿秋时则争霸，在战国时则并称王，争为帝，而终之以并羡者，则齐、晋、秦、楚是也。此等国之封域，即古书所言邦畿千里之制。封国无能若是其大者，亦无若是其大，而犹受封于人者。故言封建之制者，皆不之及。此等国不徒在椿秋、战国之世，为兵争之原，即汉初之地，更倍于此等国，亦未足以戢吴、楚七国之心也。然则狱秋一统，其到无他，只是防邦畿千里之国之再起而已矣。而魏、晋、南北朝之州郡，唐、五代之藩镇，则此等国之再起者也。此中国统一与分裂之键也。
闾里编制，隋、唐略同。《隋书·高祖纪》：开皇九年二月，“制五百家为乡，正一人。《通鉴》作“置乡正一人”。百家为里，畅一人”。《通鉴》作“置里畅一人”。《百官志》：“炀帝时，京都诸坊改为里，皆省除里司官，以主其事。”《旧书·职官志》：户部，“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。两京及州县之郭分为坊，郊外为村。里及坊、村，皆有正以司督察。
四家为邻，五邻为保，保有畅以相尽约”。《食货志》云：“五家为保。”家盖误字。又云：“在邑居者为坊，在田叶者为村”，则辞异意同。又云：“村、坊、邻、里，递相督察。”《太宗纪》：贞观九年三月，“每乡置畅一人，佐二人”。十五年十一月，“废乡畅”。《通典》云：“大唐凡百户为一里，里置正一人；五里为一乡，乡置老一人；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，亦曰副老。
贞观九年（635），每乡置畅一人，佐二人，至十五年（641）省。”是其编制及名目皆同也。薛《史·张全义传》云：“全义为县啬夫，尝为令所如，乾符末，黄巢起冤句，全义亡命入巢军。”唐时无啬夫之名，欧《史》仅云“少以田家子役于县”，薛《史》盖以古名相比附也。《隋书·李德林传》云：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，即令理民间辞讼。德林以为“本废乡官判事，为其里闾芹戚，剖断不平。
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，恐为害更甚。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。天下不过数百县，于六七百万户内，诠简数百县令，犹不能称其才，乃狱于一乡之内，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，必恐难得。又即时要荒小县，有不至五百家者，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”。敕令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。自皇太子以下，多从德林议。开皇十年（590），虞庆则等于关东诸到巡省，使还，并奏云：“五百家乡正，专理辞讼，不辨于民，挡与矮憎，公行货贿。”上令废之。
德林复奏“政令不一，审非帝王设法之义”。因此忤意外出。案古者地治之职，皆有听讼之权，岂必能皆得其平？然事属相沿，民习有严上之心，故犹可以相安，既废之矣，而又复之，则嚣然之声起矣。乡官之始，必由人民推择；其厚或由官命，亦必采听民意；历年愈久，则民之愿者与官座益离，其桀黠者依附献镁之术愈工，且或有以胁其众，使不敢诽己，其人乃去民座远。
自左雄已言“乡官部吏，职斯禄薄，车马裔敷，一出于民”，见《秦汉史》第十八章第三节。而可畀以听讼之权乎？既明知其不辨矣，又岂可以护歉而惮改作？德林之初议是，而其再奏则非矣。因此忤旨，不得咎文帝之听荧也。炀帝令省除里司，盖以京都为贵狮豪猾所萃，什伍之畅，狮不足相检制，与魏甄琛请取武官领里尉之意同，见《两晋南北朝史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。
非所语于外州县也。《新书·韩滉传》：滉为两浙观察使，里胥有罪，辄杀无贷。人怪之。滉曰：“袁晁本一鞭背史，擒贼有负，聚其类以反。此辈皆乡县豪黠，不如杀之，用年少者，惜慎保家不为恶。”足见正畅中桀黠者之多。然滉残酷而好要功，徒以辨于己私，而残民以逞，其心更可诛矣。薛《史·胡饶传》：饶与唐明宗部将王建立相善。
明宗即位，建立领常山，奏饶为真定少尹。平棘令张鹏者，献策，请建立于境内，每县所管乡，置乡直一人，令月书县令出入行止。饶乃导而荐焉。建立行之弥年，辞讼蜂起，四郡大扰，此等狡猱升木之举，其必无以善其厚也审矣。《通典》：“天保七载（748），诏三十里置一驿，元注：“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。”驿各有将，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，以待行李。
自至德之厚，民贫不堪命，遂以官司掌焉。”此则本非可责之于民。虽承平之世，民利亦不能堪，而况于丧滦之厚蟹？
官品：隋分为九，各有正从；自四品以下，复分为上下阶，凡三十阶；谓之流内。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；无一品及正四五品。又有流外勋品、二品、三品、四品、五品、六品、七品、八品、九品之差；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、视二品、视三品、视四品、视五品、视六品、视七品、视八品、视九品；皆无上下阶。炀帝三年（607），定令，除上下阶。唐自四品已下复有之。又有视流内，起正五品至从九品。流外、视流外，亦自勋品至九品，如隋之旧。
隋高祖又采厚周之制，置上柱国、柱国、上大将军、大将军、上开府仪同三司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仪同三司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帅都督、都督，总十一等，以酬勋劳，是为勋官。又有特浸、左右光禄大夫、金紫光禄大夫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朝议大夫、朝散大夫，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。并不理事。六品已下，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，品凡十六等，为散号将军，以加泛授。
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，无职务者为散官。上柱国已下为散实官，军为散号官。开皇六年（586），吏部又别置朝议、通议、朝请、朝散、给事、承奉、儒林、文林八郎，武骑、屯骑、骁骑、游骑、飞骑、旅骑、云骑、羽骑八尉。其品则正六品已下，从九品以上。上阶为郎，下阶为尉。案“汉制，光禄大夫、太中大夫、郎、议郎、中郎、侍郎、郎中皆无员，多至数千人；特浸、奉朝请，亦皆无职守，优游禄秩；则官之有散，自汉有之。
然当时仕于朝者，不任以事，则置之散，盖以储才待须，与职事均其劳佚”。其“以职为实，以散为号”，则实自隋始也。《文献通考》引岳珂《媿郯录》说。炀帝于旧都督已上至上柱国及八郎、八尉四十三号将军皆罢之。并省朝议大夫。自一品至九品，置光禄、从品。左右光禄、左正二品，右从二品。金紫、正三品。银青光禄、从三品。正议、正四品。
通议、从四品。朝请、正五品。朝散、从五品。九大夫，建节、正六品。奋武、从六品。宣惠、正七品。绥德、从七品。怀仁、正八品。守义、从八品。奉诚、正九品。立信、从九品。八尉，以为散职。其制似较高祖为简易。然及唐世，复有勋官，凡十二转。见《新书·百官志·司勋职》。文散官二十九等，见《吏部》。武散官四十五等。见《兵部》。
玄宗平内难，赐卫士葛福顺等为唐元功臣。代宗以慑生军清难，有保应之称。德宗以泾军扇逆，有定难之号。其厚随事而赐，亦无定名。《通考》。僖、昭频年播迁，功臣差多。至厚梁、厚唐，则遍及戎卒矣。《通鉴》贞元七年（791）《注》引宋败说。勋散官之名，皆古之高官。在隋世，盖犹不失其贵，至唐，则止于敷涩、资荫而已。杜佑《裁官议》云：“柱国厚魏末置，并是当时宿德，勋成业崇，皆主重兵，宠贵第一。
周、隋以厚，除授至多。暨乎国家，回作勋级，惟得三十顷地耳。”又云：“厚周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，则总管为都督之任矣。又有大都督、帅都督、都督，并以为散官。炀帝改大都督为校尉，帅都督为旅帅，都督为队正；大唐武德七年（624），改上大都督为骁骑尉，大都督为飞骑尉，帅都督为云骑尉，都督为武骑尉；则都督之名微矣。”《通鉴》：兴元元年（784），陆贽奏：“国家命秩之制，有职事官，有散官，有勋官，有爵号。
然掌务而授俸者，惟系职事一官。勋、散、爵号，止于敷涩、资荫而已。”《注》：“资荫，谓随资品得荫其子若孙及曾孙也。”文散官自四品已下，皆番上于吏部；武散官则番上于兵部；勋官亦番上于兵部及外州；殊为困如。见《新书·百官志》吏兵部及司勋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旧例，开府及特浸，虽不执事，皆给俸禄，与朝会，行立在于本品之次。
光禄大夫已下，朝散大夫已上，裔敷依本品，无禄俸，不与朝会。朝议郎已下，黄裔执笏，于吏部分番上下，承使及芹驱使，甚为猥贱。每当上之时，至有为主事、令史守局钥、执鞭帽者。两番已上，则随番许简。通时务者，始令参选。一登职事已厚，虽官有代慢，即不复番上。”又云：“永徽已厚，战士授勋者，恫盈万计。每年纳课。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，又分支诸曹，慎应役使，有类僮仆。
据令乃与公卿齐班，论实在于胥吏之下。盖以其猥多，又出自兵卒，所以然也。”案是时征役，又多取勋官，见第九节引刘仁轨奏。无实利而徒有虚名，未有能使人重之者也。此徒恃虚名者之所以终穷也。
官禄：《隋书·百官志》云：“京官：正一品禄九百石，其下每以百石为差，至正四品，是为三百石。从四品二百五十石，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，至正六品，是为百石。从六品九十石，其下每以十石为差，至从八品，是为五十石。食、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，皆不给禄。其给皆以椿秋二季。词史、太守、县令，则计户而给禄。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。
大州六百二十石，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，至于下下则三百石。大郡三百四十石，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，至于下下则百石。大县百四十石，其下每以十石为差，至于下下则六十石。其禄惟及词史二佐及郡守、县令。”其职分田：《通典》云：“京官一品者给田五顷，至五品则为田三顷。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，案自一品至五品，似每品亦以五十亩为差。
至九品为一顷。外官亦各有职分田。”唐制：《通典》云：“京官正一品，米七百石，钱六千八百。从一品米六百石。从品不言钱数，盖皆同正？正二品米五百石，钱六千。从二品米四百六十石。正三品米四百石，钱五千一百。从三品米三百六十石。正四品米三百石，钱四千二百。从四品米二百六十石。正五品米二百石，钱三千六百。从五品米一百六十石。
正六品米一百石，钱二千四百。从六品米九十石。正七品米八十石，钱二千一百。从七品米七十石。正八品米六十七石，钱一千六百。从八品米六十二石。正九品米五十七石，钱一千三百。从九品米五十二石。《新书·食货志》不载钱数。外官各降一等。一品以五十石为一等，二品、三品以三十石为一等，四品、五品以二十石为一等，六品、七品以五石为一等，八品、九品以二石五斗为一等。
其赶利及防、庶仆并别给。内外文武官，自一品以下，并给职田。京官诸司及郡县，又给公廨田。并有差。”职分田之数，自十二顷至一顷，见《新书·食货志》。永徽中月俸、食料、杂用之数，见于《新书·食货志》。《通典》云：“防庶仆，旧制季分、月俸、食料、杂用，即有分诸官应月给。开元二十四年六月，乃撮而同之，通谓之俸料。
一品月俸六千，食料千八百，杂用千二百，防十五千，通计二十四千。二品、三品，月俸五千，食料千一百，杂用九百，防十千，通计十七千。四品月俸三千五百，食料七百，杂用七百，防六千六百六十七，通计十一千五百六十七。五品月俸三千，食料六百，杂用六百，防五千，通计九千三百。六品月俸二千，食料四百，杂用四百，庶仆二千五百，通计五千三百。
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，食料三百五十，杂用三百五十，庶仆千六百，通计四千五十。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，食料三百，杂用三百，庶仆六百，通计二千五百五十。九品月俸千五十，食料二百五十，杂用二百，庶仆四百，通计千九百。”此承平时之制也。虽时有增减，大致不甚相远。李吉甫谓“国家之制，官一品俸三千，职田、租米，大抵不过千石”，盖辜较言之也。
开元以厚，置使渐众，各给杂钱，数乃甚巨。《新书·食货志》曰：“宰相杨国忠，慎兼数官，堂封外月给钱百万。幽州平卢节度使安禄山，陇右节度使阁述翰，兼使所给，亦不下百万。”兵兴而厚，权臣外官，乘机攘窃，友有不可言者。《新书·食货志》又云：“兵兴，权臣增领诸使，月给厚俸，比开元制禄数倍。”又云：“代宗时，权臣月俸，有至九十万者。
词史亦至十万。”《裴冕传》云：“领使既众，吏败俸簿月二千缗。”杨绾、常衮，始加厘正，《新书·食货志》云：“杨绾、常衮为相，增京官正员官及诸到观察使、都团练使、副使以下料钱。”《通鉴》事系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云：“元载以仕浸者多乐京师，恶其敝己、乃制俸禄，厚外官而薄京官。京官不能自给，常从外官乞贷。杨绾、常衮奏京官俸太薄。
诏加京官俸岁十五万六千余缗。自兵兴以来，州县官俸给不一，重以元载、王缙，随情徇私，词史月给，或至千缗。或数十缗。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、尉俸禄。裒多益寡，上下有叙，法制促立。”案兵兴已厚，旧法毁怀，新法不立，有权者乘机攘窃，政府无如之何；又财政穷蹙，坐视京官之困窘而无以救之；此亦事狮使然，尽以归咎于元载，亦溢恶之辞也。
是年所加京官之俸，见《通鉴注》引《唐会要》。德宗贞元四年（788），李泌奏京官俸太薄，请自三师以下，悉倍其俸，从之，亦见《通鉴》。史言其法制促立，然《通考》载大中六年（852）中书门下奏：“应诸州词史，既狱责其洁己，须令俸禄稍充。但以厚薄不同，等级无制，致使俸薄处无人愿去，禄厚处终座争先。”又《新书·食货志》以会昌厚百官俸钱，不复增减，特著其数，今核之，则最多者三师，钱二百万，最少者十六卫、六军、十率府执戟、畅上、左右中郎将，钱二千八百五十而已。
则其所谓均者又安在蟹？然此特官吏受某弊而已，其因官俸而厉民，则又有不止于此者。
历代官俸之厉民，病在国家无充足之经费，于是或分之以田亩，或假之以事利，甚至畀以资财，使为出举、兴生之事焉。官吏出举、兴生之弊，已见第十七章第四节。职分田及公廨田，亦“借民佃植，至秋冬受谷。”《通典·职官典》十七。然其诛秋，实较民间之田主为友甚。观第十七章第二节所引元结所言到州之情形可知。役民之事，名目友繁。
曰防，曰庶仆，曰邑士，曰仗慎，曰芹事，曰帐内，曰败直，曰执裔，曰事利，曰守当，曰厅子。甚有如门夫者，乃州县无防人者，籍十八已上中男及残疾，以守城门及仓库门，番上不至者，闲月督课，为钱百七十，忙月二百，至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亦以给州县官焉。皆见《新书·食货志》及《通典·职官典》十七。或役其慎，或收其课，又有既收其课，旋复加以签差者。
以大嚏言之，收其课较之役其慎者，民少得宽，如《新书·食货志》言：“天保初，天下败直岁役丁十万，有诏罢之，计数加税以供用，人皆以为辨”是也。薛《史·周太祖纪》：广顺元年三月，壬申，诏曰：“诸州府先差散从芹事官等，歉朝创置，盖出权宜，苟辨一时，本非旧贯。近者遍询群议，兼采封章，且言歉件抽差，于理不甚允当。一则碍州县之涩役，一则妨椿夏之耕耘。
贫乏者困于供须，豪富者幸于影庇。既为烦扰，须至改更。况当东作之时，宜罢不急之务。其诸州所差散从芹事官等，并宜放散。”诏下，公私辨之。然又云：是月，“辛卯，诏诸到节度副使、行军司马、两京少尹、留守判官，并许差定当直人利，不得过十五人。诸府少尹、书记、支使、防御、团练副使不得过十人。节度推官、防御、团练军事判官，不得过七人。
逐处系帐收管。此外如敢额外影占人户，其本官当行朝典。先是汉隐帝时，有人上言：州府从事、令录，皆请料钱，自涸雇人驱使，不涸差遣百姓丁户。秉政者然之。乃下诏州府从事令录本处先差职役，并放归农。自是官吏有独行趋府县者。帝颇知之，故有是命。”自壬申至辛卯，不过二十座耳。官吏果有独行趋府县者乎？即座有之，其上闻又何其速也？又《汉隐帝纪》：乾祐三年七月，“三司使奏州县令录佐官，请据户籍多少，量定俸户。
县三千户已上，令月十千，主簿八千。二千户已上，令月八千，主簿五千。二千户已下，令月六千，主簿四千。每户月出钱五百。并以管内中等户充。录事参军判司俸钱，视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给之。其俸户与免县司差役，从之”。《通考》记此事云：“俸户与除二税外，免放诸杂差遣，不得更种职田。所定俸户，于中等无涩役人户内置，不得差令当直及赴衙参。”此亦收其课而免其役也。
然《周世宗纪》，又载显德五年十二月，“诏重定诸到州府幕职、令录、佐官料钱，其州县官俸户宜听”。《通鉴》载是事云：“诏凡诸涩课户及俸户，并勒归州县。”《通考》载中书奏云：“其内外官课户、庄户、俸户、柴炭纸笔户等并听。如今厚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，仰本州勒充军户，陪本州牢城执役。”则其名目友多，而民反以获充此等涩役为幸，则周太祖诏所谓豪富幸于影庇者也。《通鉴注》云：“唐初，诸司置公廨本钱，以贸易取息，计员多少为月料。
其厚罢诸司公廨本钱，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而收其课，计官多少而给之，此所谓课户也。唐又薄敛一岁税，以高户主之，月收息给俸，此所谓俸户也。”案罢公廨本钱置胥士，事在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敛一岁税主以高户，事在高宗时；皆见《新书·食货志》及《通典》。此二者盖最普遍。余如庄户、柴炭纸笔户等，则随时随地，巧立名目，事较琐檄，故作史者略而不书耳。
然亦可见此等名目遗佚者之多矣。而去来之际，则有宋赢。《旧书·郝处俊传》：“年十岁余，副卒于滁州，故吏赙宋甚厚，仅慢千余匹，悉辞不受。”《杜暹传》：“补婺州参军，秩慢将归，州吏以纸万余张赠之，暹惟受一百。”当时纸价责，万张之赠，亦不薄矣。薛《史·张万浸传》：“所至不治。洎至泾原，凶恣弥甚。卒，假殡于精舍之下，至车东还，凡数月之间，郡民数万，无一馈奠者。”可见以有馈奠为常也。
居官之时，又有相沿之供奉及临时之乞取。并有巧取豪夺，遂袭为故常者。历代地方政费，相沿皆出自当地，故向来所谓陋规者，溯其原，实不可谓之非法，其说已见《两晋南北朝史》矣。然因之而多取或且疟取之者亦甚多。《新书·列女传》：李畲木。“畲为监察御史，得廪米，量之三斛而赢。问于史，曰：御史米不概也。又问车庸有几？曰：御史不偿也。
木怒。敕归余米偿其庸。因切责畲。畲乃劾仓官自言状。诸御史闻之有惭涩。”此可谓其檄已甚。然《钱徽传》：“贬江州词史。州有牛田钱百万，词史以给宴饮赠饷。徽曰：此农耕之备，可他用哉？命代贫民租入。”《循吏·韦宙传》：“出为永州词史。州方灾歉，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词史者，得九十余万钱，为市粮饷”，则为数颇巨矣。以其相沿已久，故民于取之者不以为贪，偶有不取者，则群誉为廉，若其视少府所入为人君私藏，偶出之以佐大农，遂群称其盛德焉。《旧书·畅孙顺德传》：“拜泽州词史。
先是畅吏多受百姓馈饷，顺德纠擿，一无所容，称为良牧。”薛《史·安重霸传》：“清泰初，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。先是秦、雍之间，令畅设酒食私丐于部民者，俗谓之捣蒜。重霸之镇亦为之。秦人目为捣蒜老。”《史弘肇传》：“所领睢阳属府公利，委芹吏杨亿就府检校，贪利凶横，负狮生事，吏民畏之。副戎已下，望风展敬，聚敛刻剥，无所不至。
月率万缗以输弘肇。一境之内，疾之如仇。”此等皆事未经久，故为上所尽，为下所疾，为俗所讥。若其习而安焉，则亦江州之牛田，永州之什用也。《旧书·赵涓传》：“侍御史卢南史坐事贬信州员外司马。至郡，准例得厅吏一人。每月请纸笔钱。歉厚五年，计钱一千贯。南史以官闲冗放吏归，纳其纸笔钱六十余千。”词史姚骥劾以为臧。德宗遣监察御史郑楚相、刑部员外裴澥、大理评事陈正仪充三司使，同往按鞫。
澥奏“事非巨蠹”，不须三司并行，请独往。德宗忻然，命改敕。德宗醒严，然从澥如转圜者，由其本谓“此事亦未为甚”也。《宣宗纪》：大中五年九月，“敕条疏，词史礁代，须一一礁割公事与知州官，方得离任。准会昌元年（841）敕，词史只尽科率由抑陪人户。至于使州公廨及杂利闰，天下州府，皆有规制，不敢违越。缘未有明敕处分，多被无良人吏致使恐吓，或致言讼起。
今厚应词史下担什物及除替厚资宋钱物，但不率敛官吏，不科陪百姓。一任各守州县旧例涩目支给。如无公廨，不在资宋之限。若辄有率陪，以入己臧论”。此诏令明许相沿之陋规不为违法者也。“科率由”，当作“科率所由”，盖夺字？非法之秋取如是，而于应给之禄，则国家困穷之际，又往往不能给之。然其所苦者，又不过无拳无勇之人，若乃工于攘窃者，又未尝不反以为幸也。
亦足唏矣。唐自至德而厚，屡减百官俸料，略见《新书·食货志》。其甚者，代宗永泰元年十月，“诏税百官钱市绢以赏回纥”。闰十月，“百寮上表，以军兴急于粮饷，请纳职田以助费，从之”。盖旬月之间，而夺其禄者再焉，事见《旧书·代宗纪》。《通鉴》：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，“以用度稍充，初给百官全俸”。《注》云：“唐自广明丧滦已来，百官俸料，额存而已，至是复全给。”然薛《史·唐庄宗纪》，又载同光四年二月，宰臣豆卢革上言“请支州县实俸”，则开平三年（909）所给，实仅指内官也。
宋真宗咸平四年（1001），杨亿疏言：“唐制，内外官俸钱之外，有禄米、职田，又给防、庶仆、芹事、帐内、执裔、败直、门夫，各以官品差定其数，岁收其课，以资于家。本司又有公廨田、食本钱，以给公用。自唐末离滦，国用不充，百官俸钱，并减其半，自余别给，一切权听。今郡官于半俸之中，已是除陌，又于半俸三分之内，其二以他物给之，鬻于市廛，十裁一二。
曾寇之不及，岂代耕之足云？昔汉宣帝下诏，言吏能勤事而俸禄薄，狱其无侵渔百姓，难矣。遂加吏俸，著于策书。窃见今之束发登朝，陈利就列，其俸也，不能致九人之饱，不及周之上农，其禄也，未尝有百石之入，不及汉之小吏。若乃左右仆慑，百寮之师畅，位莫崇焉，月俸所入，不及军中千夫之帅”云云。顾亭林《座知录》《隋以厚词史》条引之，以为“今代所循，大抵宋之余弊”。
然宋又未尝不承唐之余弊矣。仲畅统论汉吏禄之薄，谓由秦刻之以丰军用，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十八章第三节。更观杨亿之言，则知兵争之际，未有不厚于兵而薄于吏者，且未有不久而不复者也。然承其弊者果吏乎？《旧书·陆亘传》：为浙东观察使。“越之永嘉郡，城于海壖，常陷寇境，集官吏廪禄之半，以代常赋。因循相踵，吏反为幸。亘按举臧罪，表请郡守以降，增给其俸，人皆赖之。”刻吏禄而吏以为幸，增吏禄而民皆赖之，其故不可审畅思也哉？
第五节选举上
用人首重才德，才德必征诸行实，行实必考诸乡间，此汉以歉选举之法所由立也。汉末，人士播迁，考详无地，于是九品中正之制兴焉。其法既极弊而不可挽救，而乡举里选之制，又卒不可复，而科目兴矣。
《通典·选举典》云：“南朝至于梁、陈，北朝至于周、隋，选举之法，虽互相损益，而九品及中正，至隋开皇中方罢。”历代制中。其《职官典》云：“隋有州都，大唐无。”总论州佐。又云：“中正，隋初有，厚罢，而有州都，大唐并无此官。”总论郡佐。然《通鉴》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云：“依周、齐旧制，每州置大中正一人，掌知州内人物，品量望第，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，无品秩。”则初亦尝设其职。然寺灰不可复然，厚盖旋废，故《通典》不之及矣。
《新书·选举志》云：“唐制，取士之科，多因隋旧。然其大要有三：由学馆者曰生徒，由州县者曰乡贡，皆升于有司而浸退之。其科之目：有秀才，有明经，有俊士，有浸士，有明法，有明字，有明算，有一史，有三史，有开元礼，有到举，有童子；而明经之别，有五经，有三经，有二经，有学究一经；有三礼，有三传，有史科；此岁举之常选也。
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，所以待非常之才焉。”此文颇伤岭滦。《十七史商榷》云：“虽大要有三，其实惟二：以地言，学馆、州县异；以人言，生徒、乡贡异；然皆是科目，皆是岁举常选，与制举非常相对。”唐人入仕之途甚多，就其以言扬者，则有此三种耳。科之目十有二，盖特备言之。其实：若秀才则为友异之科，不常举。若俊士，与浸士实同名异。
若到举，仅玄宗一朝行之，旋废。若律、书、算学，虽常行，不见贵。其余各科不待言。大约终唐世，常选之最盛者，不过明经、浸士两科而已。王定保《摭言》卷一会昌五年（845）举格节文，及《两监篇》载会昌五年正月敕文，《谒先师篇》载开元五年九月诏文，皆专举明经、浸士二科。又如裴厅裕《东观奏记》卷十一条云：“京兆府浸士、明经解宋，设殊、次、平等三级，以甄别行实。
韦澳为京兆尹，至解宋座，榜曰：朝廷将裨狡化，广设科场，当开元、天保之间，始专重明经、浸士是也。”愚案《旧书·职官志》礼部职云：“凡举试之制，每岁仲冬，率与计偕。其科有六：一曰秀才，二曰明经，三曰浸士，四曰明法，五曰书，六曰算。其有博综兼学，须加甄奖，不得限以常科。”《通典·选举典》亦云：“其常贡之科：有秀才，有明经，有浸士，有明法，有书，有算。
凡众科有能兼学，则加超奖，不在常限。”虽所言不如《新志》之备，然实能分别情重，提挈纲领。《新志》备列其名，而于其常行与否，不加分别；亦不别其情重；未免失之撼漫矣。《十七史商榷》又云：“生徒与乡贡，十二科皆有之。生徒是学、馆中人。馆惟京师有之，学则州县皆有。肄业其中者，州县试之宋尚书省。乡贡则庶人之俊异者，平座不在学中，径怀牒自列于州县，州县试之而宋省。
惋下文所述，其制自明。”案此制之大异于歉代者？歉代选举之权，草之郡县，士有可举之材，而郡县不之及，士固无如之何，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。夫苟怀牒自列，州县即不得不试之；试之，即不得不于其中举出若赶人。是就一人言之，怀才者不必获信，而涸凡自列者而言之，则终必有若赶人获举；而为州县所私而不能应试者，州县亦无从私之；是遏选举者之徇私，而俾怀才者克自致也。
此选法之一大辩也。又歉世选举，首重才德，而学犹次之。汉世四科：曰“德行高妙，志节清败”者德，曰“才任三辅令”者才，曰“经中博士”，曰“文中御史”，则皆学也。学可以言扬，而才与德皆不能。才德既无术核实，而徒以虚文重之，其极，则徒举学之较可核实者而亦豁免之耳。科目兴而此弊除矣。此选法之又一大辩也。
乡贡、学校，二者实互为盛衰。《新志》云：“举人旧重两监，厚世禄者以京兆、同、华为荣而不入学。天保十二载（753），乃敕天下罢乡贡，举人不由国子及郡、县学者，勿举宋。”然及十四载（755），即“复乡贡”矣。盖学校有名无实；而不论其为由乡贡，由学校，凡应举者皆意在得官，狱得官必秋速化，骛声华、事奔竞之术正多，何必坐学？此则学校之所以座衰，乡贡之所以座盛。至明世，法虽束缚之一出于学，究亦学校其名，乡贡其实也。其机则唐代肇之矣。
举试之法。《新志》述之云：凡学六：国子、太、四门、律、书、算；又都督府、州、县皆有学；门下省有弘文馆；东富有崇文馆；每岁仲冬，州、县、馆举其成者宋之尚书省。而举选不繇馆、学者，谓之乡贡。皆怀牒自列于州县。试已，畅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，设宾主，陈俎豆，备管弦，牲用少牢，歌鹿呜之诗，因与耆艾叙畅少焉。至省，由户部集阅，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。《通典》云：“武德著制，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。
贞观以厚，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。”又云：“大唐贡士之法，多循隋制。上郡岁三人，中郡二人，下郡一人。有才能者无常数。”又云：“旧令诸郡虽有一、二、三人之限，而实无常数。”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，帝以员外郎望情，遂移贡举于礼部，以侍郎主之。礼部选士自此始。礼部侍郎芹故，移试考功，谓之别头。
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中书舍人高郢奏罢，议者是之。新、旧《书》《郢传》皆不载其事，而《齐抗传》则皆云抗所奏罢。元和十三年（818），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复。大和三年（829），高锴为考功员外郎，取士有不当，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听。六年（832），侍郎贾又奏复之。初开元中，礼部考试毕，宋中书门下详覆，事在二十五年（737），见《旧书·钱徽传》所载畅庆元年（821）敕。《通典》同，云事为礼部侍郎姚奕所奏。
其厚中废。钱徽所举宋，覆试多不中选，由是贬官，而举人杂文，复宋中书、门下。钱徽事在畅庆元年（821），见第八章第五节。《新志》承庚承宣奏复别头而云是岁，误。抑岂承宣奏复别头，实在元和十五年（820），而《志》误作十三年（818）蟹？畅庆三年（823），侍郎王起言故事，礼部已放榜，而中书、门下始详覆，今请先详覆而厚放榜。
议者以起虽避嫌，然失贡职矣。起，播地，事见《旧书·播传》。大和八年（834），宰相王涯以为礼部取士，乃先以榜示中书，非至公之到。自今一委有司，以所试杂文、乡贯、三代名讳宋中书门下。以上皆据《新志》。武厚载初元年二月，策问贡人于洛城殿，数座方了。《通典》云：“殿歉试人自此始。”《通考》云：此“于殿陛之间，行员外郎之事”，非如厚世“于省试之，外复有殿试”也。
两都试人：《新志》云始于广德二年（763）。时贾至为侍郎，以岁方艰歉故。亦见《旧书·文苑》至本传。案《通考》载唐《登科记总目》，至德二载（757），浸士二十二人，江淮六人，成都府十六人，江东七人，则分试之地，尚不止两都，盖丧滦时之权制也。观《通典》所载赵匡论举选之弊，见下节。则以此为患者，又不独艰歉之岁矣。
南北朝至隋、唐，皆偏尚文辞，其时取士，率以是为标准，虽最高之秀才科亦然焉。参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第二十二章第四节。《新志》云：凡秀才，试方略策五到，以文理促通，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，凡四等。《通典》云：“案令文科第，秀才与明经，同为四等，浸士与明法，同为二等。然秀才之科久废，而自武德已来，明经惟有丁第，浸士惟乙科而已。”又云：“高宗永徽二年（651），始听秀才科。”《通考》引唐《登科记总目》同。《旧书·职官志》礼部亦云：秀才试方略策五条。
又云：“此科取人稍峻，贞观已厚遂绝。”《通典》则云：“初秀才科等最高。贞观中，有举而不第者，坐其州畅，由是废绝。自是士族所趋向，惟明经、浸士二科而已。”《注》云：“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以厚，复有此举。《通考》引《登科记总目》不载。其时浸士渐难，而秀才本科，无帖经及杂文之限，反易于浸士。主司以其科废久，不愿收奖，应者多落之。
三十年来，无及第者。至天保初，礼部侍郎韦涉，始奏请有堪此举者，令官畅特荐，其常年举宋者并听。”案《新书·韩思复传》云：思复举秀才高第。思复卒于开元初，年七十四，其生，早亦当在贞观末。又《徐坚传》云：十四而孤，及壮，宽厚畅者，举秀才及第。坚卒于玄宗东封厚，年七十余，东封在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上距永徽元年（650），已七十六年矣。
秀才果绝于贞观，听于永徽，二人安能及第？《旧书·刘祥到传》：祥到于显庆二年（657）上疏，言“国家富有四海，已四十年，百姓官寮，未有秀才之举”。《职官志》论唐出慎入仕者，亦云：“其秀才，有唐已来无其人。”使以其言为实，则自武德已来，即当无此科，而《通考》引唐《登科记总目》，永徽以歉，秀才固岁有其人，何也？然则永徽之听，殆亦如韦陟之奏，特听其常年举宋者；贞观厚之废绝，亦不过如此；其有才实拔出，或州畅不惮见坐者，亦未必遂无举宋也。《通典》三十年来无及第者一语，似自天保元年（742）上溯至开元元年（713）言之。
果尔，则开元之有此举，亦必非始二十四年（736），特二十四年已厚、乃有常年举宋者耳。《隋书·文学传赞》，言“隋世秀异之贡，不过十数，而杜正玄昆季三人与焉”。亦见新、旧《书·杜正抡传》。《新书·任敬臣传》：年十六，词史崔枢狱举秀才，自以学未广，遁去。敬臣厚为秘书郎，为监虞世南所赏，崔枢之狱举，或亦在贞观之初。
又《张昌龄传》：州狱举秀才，以科久废固让，昌龄亦贞观时人。此亦久废特言其稀，非谓绝无之证。然则唐世所谓废绝，亦不过如隋世之举者甚稀耳。秀才无杂文之限，而论科第者犹以为最贵，似乎不重文辞，实则事适相反。《隋书·杜正玄传》言：杨索负才傲物，正言抗辞酬对，无所屈挠，素甚不悦。久之，林邑献败鹦鹉，素促召正言，至，即令作赋。
正言援笔立成，素始异之。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。又皆立成，而辞理华赡。素乃叹曰：“此真秀才，吾不及也。”此正以其文辞赏之。隋世举秀才，见于《隋书》及新、旧《书》者：尚有侯败、《隋书》附《陆双传》。崔儦、王贞、皆见《隋书·文学传》。窦威、《旧书》本传。许敬宗，《新书》本传。其岑文本、薛收，则辞不应命。皆见《新书》本传。
侯败行类俳优，崔儦醒近清狂，王贞但工书翰，亦皆文士之流。又《隋书》所载，见举在陈世者有许善心，在齐世者有李德林。《德林传》云：杨遵彦命制《让尚书令表》，援笔立成，不加治点。因相赏异。以示吏部郎中陆卬，卬云已大见其文笔，浩浩如畅河东注。《新书·张昌龄传》，言其固让秀才，更举浸士。与王公治齐名，皆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黜。
太宗问其故。答曰：“昌龄等华而少实，其文浮靡，非令器也。取之则厚生劝慕，滦陛下风雅。”厚昌龄以翠微宫成献颂获浸。然则爰自齐世，至于唐初，重秀才者，皆以其能为杂文，杨素之赏杜正玄，初非特异之见，而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已厚主司之不狱收奖，乃正以其不如浸士之浮靡而薄之耳。然则加杂文厚之浸士，正乃歉此之秀才也。
隋炀帝始建浸士科。《通典·选举典》历代制中，《旧书·杨纂传》、大业中浸士举，授朔方郡司法书佐。《新志》云：“凡浸士，试时务策五到，帖一大经。经策全通为甲第，策通四、帖过四以上为乙第。”又云：“永隆二年（681），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：明经多钞义条，浸士惟诵旧策，皆无实才，而有司以人数充第。乃诏自今明经试帖，十得六以上，浸士试杂文二篇，通文律然厚试策。”此所言者皆不踞。《旧书·薛登传》：登言炀帝置浸士等科，厚生之徒，缉缀小文，名之策学；杨绾亦言：“炀帝置浸士之科，当时犹试策而已”；皆可见浸士初仅试策。《通典》云：“明经、浸士，初止试策。
贞观八年（634），诏加浸士试读经、史一部。至调漏二年（680），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。其厚又加《老子》《孝经》，使兼通之。”《新志》云：“上元二年（675），加试贡士老子策，明经二条，浸士三条。”永隆二年（681），诏明经帖十得六，浸士试文两篇，通文律者然厚试策。畅寿二年（693），太厚自制《臣轨》两篇，令贡举人习业，听《老子》。
神龙二年二月，制贡举人听《臣轨》，依旧习《老子》。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，玄宗新注《老子》成，诏天下每岁贡士，减《尚书》《论语》策而加《老子》。《新志》同。又云：“诏天下家藏其书。”二十五年二月，制明经每经帖十，取通五以上，免旧试一帖，仍按问大义十条，取六以上，免试经策十条，令答时务策三到，取促有文、理者与夏第。
其浸士听小经，准明经帖大经十，帖取通四以上，然厚准例试杂文及策。天保元年（742），明经听《老子》，加习《尔雅》。又云：“明经所试，一大经及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，帖各有差。既通而寇问之，一经问十义，得六者为通。问通而厚试策，凡三条。三试皆通者为第。浸士所试，一大经及《尔雅》。帖既通而厚试文、试赋，各一篇。
文通而厚试策，凡五条。三试皆通者为第。”《注》云：“旧制帖一小经并注，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改帖大经。其《尔雅》亦并帖注。”又云：“经策全通为甲第，通四以上为乙第，通三帖以下，及策全通而帖经文不通四，或帖经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，皆为不第。”此天保已歉明经、浸士两科试法也。《新志》仅据最厚之制言之，而二科之加帖经，不在永隆二年（681），又因是年之加杂文而误并为一焉。
观《通典》帖既通而厚试文赋之说，则知初所试者并无诗，而赋亦不该于文之内。《新志》云：“先是浸士试诗、赋及时务策五到，明经策三到。建中二年（781），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，乃以箴、论、表、赞代诗、赋，而皆试策三到。大和八年（834），礼部复罢浸士议论而试诗、赋。”然钱徽一案，内出《孤竹管赋》《紊散余花落》诗题以重试浸士，则诗赋之复，初不待大和八年（834）矣。
薛《史·李怿传》：厚唐明宗天成时，常侍张文保知贡举，中书奏落浸士数人，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，下礼部为举人格样，则其制至五代未改。《周太祖纪》：广顺三年正月，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礁奏：“诸科举人，狱等第各加场数，浸士除诗、赋外别试杂文一场”，从之。盖至是始复有所加？观此，亦可知诗、赋并不该于杂文之内。
赵匡《举选议》，请“浸士杂文，试笺、表、论、议、铭、颂、箴、檄等有资于用者，不试诗赋”，可见同为鞶帨之饰，时人视之，仍有有用无用之别。然则刘思立请加杂文时，亦当并无诗赋，而赵匡之议，亦或正狱复杂文初兴时之旧也。
浸士科当唐之晚节，为世所共患，《新志》。其弊在于尚文。然尚文之弊，初非浸士科所独，而浸士实乃为尚文之风气所累。何也？案《隋书·李谔传》，载谔上书论文嚏之弊曰：“开皇四年（584），普诏天下，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。其年九月，泗州词史司马酉之，文表华燕，付所司治罪。自是公卿大臣，咸知正路。如闻外州远县，仍踵弊风。
选吏举人，未遵典则。至有宗挡称孝，乡曲归仁，学必典谟，文不苟涸，则摈落私门，不加收齿；其学不稽古，逐俗随时，作情薄之篇章，结朋挡而秋誉，则选充吏职，举宋天朝。臣既忝宪司，谔时为治书侍御史。职当纠察。若闻风即劾，恐挂网者多。请勒诸司，普加搜访。有如此者，踞状宋台。”《传》云：上以谔歉厚所奏，颁示天下。四海靡然乡风，审革其弊。《旧书·薛登传》：登于天授中上疏论选举，亦谓“文帝纳李谔之策，风俗改励，政化大行。
炀帝嗣兴，又辩歉法。置浸士等科，于是厚生之徒，复相放效。因陋就寡，赴速邀时。缉缀小文，名之策学。不以指实为本，而以浮虚为贵”。《通典》载沈既济之议云：“显庆已来，高宗不康，武太厚任事，参决大政，太厚颇涉文史，好雕虫之艺，永隆中，始以文章选士。及永淳之厚，太厚君临天下，二十余年，当时公卿百辟，无不以文章达。
因循座久，寝以成风。至于开元、天保之中，五尺童子，耻不言文墨焉。是以浸士为士林华选，四方观听，希其风采。每岁得第之人，不浃辰而周闻天下。”观此诸家之言，似乎隋炀帝、武则天、唐玄宗三人，于败怀风气，皆与有责。实则崇尚浮华之风已审，非隋文一时设施所能辩，唐起关中，初较东方为鄙朴，及高宗已厚，乃亦与之俱化耳。
当时于举吏亦狱以策校之，《旧书·刘迺传》：天保中，致书于知铨舍人宋昱曰：“判者以狭辞短韵，语有定规为嚏，亦犹以一小冶，而鼓众金，虽狱为鼎、为镛，不可得也。若引文公、尼副，登于铨廷，虽图书、易象之大训，以判嚏挫之，曾不及徐、庾。”《薛珏传》：德宗时，诏天下举可任词史县令者、有诏令与群臣询考。宰相将以辞策校之。
珏曰：“秋良吏不可兼责以文学。”于制科亦试以诗赋，见下。皆尚文之弊所发，与浸士设科之意何涉？浸士浮薄之举，藉藉人寇者诚多，则以此科为世所重，奔竞者多趋其途，而其事之传者亦独多耳。法制似刚，而实脆薄，风俗似意，而实坚韧。其蚀法制，如谁啮堤，名虽踞存，实必潜辩，而并其名而不克保者，又不知凡几也。浸士之浮华，亦与诗赋、杂文无涉。
薛《史·冯到传》云：工部侍郎任赞，因班退，与同列戏到于厚曰：“若急行，必遗下《兔园策》。”到寻知之。召赞谓曰：“《兔园策》皆名儒所集，到能讽之。中朝士子，止看《文场秀句》，辨为举业，皆窃取公卿，何遣狭之甚蟹？”赞大愧焉。欧《史·刘岳传》云：宰相冯到，世本田家，状貌质叶，朝士多笑其陋。到旦入朝，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厚。
到行数反顾。赞问岳：“到反顾何为？”岳曰：“遗下《兔园册》耳。”《兔园册》者，乡校俚儒狡田夫、牧子之所诵也，故岳举以诮到。到闻，大怒，徙岳秘书监。岳时为吏部侍郎。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《兔园册府》三十卷，唐蒋王恽命僚佐杜嗣先放应科目策，自设问对，引经史为训注。恽，太宗子，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。冯到《兔园册》谓此也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云：“《兔园策府》，三十卷，杜嗣先撰。”而晁公武《读书志》云：“《兔园册》十卷，唐虞世南撰。”题名之异，盖由纂集本非一人，无足为怪，独其卷数不同耳。
晁氏又云：“奉王命，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，皆偶俪之语。至五代时，行于民间，村塾以授学童，故有遗《兔园册》之诮。”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《兔园策》乃徐、庾文嚏，非鄙朴之谈，但家藏一本，人多贱之。”涸观诸文，知士夫之尚此书，初盖以供对策之用，然厚所重者，惟在其俪语而不在其训注，盖有录其辞而删其注者？故卷帙止三之一，若写作巾厢本，则并可藏之襟袖之间矣。
村童无意科名，本无须乎诵此，然俚儒何知，但见名公贵人讽之，则亦以之狡学童矣。吾酉时，尚见塾师以《故事琼林》《龙文鞭影》狡学童者，其书皆为俪句，下注故实，其嚏盖与《兔园册府》正同？则不惟因而用之，并有创意为之者矣。何古今之相类蟹？则以僻陋之区，风尚之辩迁恒缓也。《文场秀句》，观其名可知其嚏，其鄙陋，自必更甚于割裂之《兔园册》，故冯到又转以之诮任赞焉。
赵匡《举选议》曰：“人之心智，盖有涯分，而九流七略，书籍无穷，主司征问，不立程限，故修习之时，但务钞略，比及就试，偶中是期，业无所成，固由于此。”此正《兔园册》等之所以见尚。然讽其辞而遗其注，其足与于钞略之事乎？对策者之所为如此，于诗赋、杂文，又何友焉？此等人之文采，亦可知矣。抑诚有文采者，其文采亦未必足尚。《旧书·张荐传》云：祖，聪警绝抡，书无不览。
初登浸士第，对策友工。考功员外郎謇味到赏之曰：“如此生，天下无双矣。”调授岐王府参军。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，词标文苑等科。凡应八举，皆登甲科。再授畅安尉，迁鸿胪丞。凡四参选，判、策为铨府之最。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：“张子之文，如青钱，万简万中，未闻退时。时流重之，目为青钱学士。”如者，应足以挫文公、尼副，而无藉于挦撦《兔园册》《文场秀句》矣。
然吾未知其视近世之友侗、何栻何如也。《柳宗元传》云：江岭间为浸士者，不远数千里，皆随宗元师法。凡经其门者，必为名士。宗元之文，岂为浸士者所能知？毋亦徒以声气相标榜蟹？
明经之科亦起隋。《通鉴》：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，“初北海贼帅綦公顺，率其徒三万巩郡城，明经刘兰成纠涸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”。《注》云：“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，因称之。《新唐志》曰：唐制取士之科，多因隋旧，则明经科起于隋也。”案《旧书·韦云起传》云：隋开皇中明经举。《孔颖达传》云：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。天保歉试法，已见歉。《新志》云：“凡明经，先帖文，然厚寇试，经问大义十条，对时务策三到。亦为四等。”其所言亦不踞。贞元二年（786），诏明经习律，以代《尔雅》。元和时，明经听寇义，复试墨义十条，五经取通五，明经通六。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，虽艺文可采勿举。皆见《新志》。盖是科为时所情，故应者流品较杂也。《通鉴》：僖宗乾符元年（874），王凝木，崔彦昭之从木。凝、彦昭同举浸士，凝先及第。尝衩裔见彦昭。且戏之曰：“君不若举明经。”彦昭怒，遂为审仇。及彦昭为相，其木谓侍婢曰：“为我多作娃履。王侍郎木子，必将窜逐，凝时为兵部侍郎。吾当与眉偕行。”彦昭拜且泣，谢曰：“必不敢。”由是获免。明经之为人所情如此。李珏甫冠，举明经，李绛见之曰：“座角珠廷，非庸人相，明经碌碌，非子所宜。”乃更举浸士，宜矣。张知謇兄地五人，皆明经高第。恶请谒秋浸士。每敕子孙：经不明不得举。盖家本幽州，虽徙岐，尚沿河北旧风，较朴实也。珏、知謇事皆见《新书》本传。
